内容提要：西汉扬雄《廷尉箴》是历史上第一个法官箴，它从法官职守角度提出君主应秉持的刑政理念、政策纲要，所谓“说人君谨刑罚”；它叙列尧舜禹三王、夏商周三代及秦国（朝）的法制历史，宣扬儒家情操，贬抑法家-秦国（朝）治术。《廷尉箴》从儒家立场总结历史经验，指斥“寇贼满山，刑者半道”的重刑虐民现象，警告君主不要以为“惟虐惟杀，人莫予奈”，最终得出“殷以刑颠，秦以酷败”的发人深省的结论。《廷尉箴》是儒家刑政观的“箴言”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表达；箴的这种旨趣，在诔、诗等其他文体中有相同的表现。扬雄《廷尉箴》开风气之先，对东汉唐宋元等后世法官箴的创作影响颇大。
关键词：西汉；扬雄；廷尉箴；主旨；贡献；法官箴言
　　西汉扬雄模仿《虞箴》而作“（诸）州箴、二十五官箴”，[2]以及东汉崔瑗、胡广等人的续作，[3]代表着中国官箴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4]其中，扬雄《廷尉箴》，[5]是目前可知的、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官为名的官箴。自此之后，官箴中有了以《廷尉箴》《大理箴》《狱官箴》《刑部尚书箴》《司臬箴》（或《提点刑狱箴》）及《司隶校尉箴》《御史箴》《御史中丞箴》等中央与地方法官、监察官为名的法官箴这一类别。[6]在内容上，《廷尉箴》专门从法官职守角度提出君主应秉持的刑政理念、政策纲要，所谓“说人君谨刑罚”；它叙列尧舜禹三王、夏商周三代及秦国（朝）法制历史，褒扬儒家情操，贬抑法家-秦国（朝）治术。因而，作为首篇法官箴，它铺陈君主应有的刑政理念，涉及司法以及立法的一系列原则、政策，自此开启了一个先河，并因此而形成了一种传统。
　　对于官箴，过去的人们，大抵是将其看成一种文学样式甚至官样文章；对于法官箴，人们也没有从法律、司法角度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法官箴不啻是国家司法理念、司法政策的文学表达，也不限于文学创作、官方意识宣传，更是中国法律特有的历史、传统，这一独特的法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扬雄其人、其文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官吏、文学家、哲学家。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其辞赋用辞、构思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后世有“扬马”之称。
　　《汉书·扬雄传》共两卷，大部为其文章录文，尤其是其所作的著名的“四赋”。扬雄有抱负，他撰《法言》，“象《论语》”，欲在经、史上拨乱反正、恢复圣贤之道；[7]他撰《太玄》，“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8]他先后作《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四赋，献给皇帝，“以风”“以劝”。他的意识里，“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后来注意到皇帝虽经“赋劝而不止”，“于是辍不复为”。班固在《扬雄传赞》总结说：
　　（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潭以为绝伦。
　　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模仿司马相如作诸赋，其志向远大，其影响也著：扬雄早年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赋有了新认识；其散文流传，班固讲“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这是兼文学、哲学两方面而言的。两汉之际及以后很长时间内，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他的辞赋、散文两方面；对其他著述如诸《州箴》《二十五官箴》等，关注却不多。而在《箴》这方面，作为官员的扬雄，恰是对各种不同职事的职守进行认真观察、提炼的结果。
　　扬雄为官，不“附离”权臣，“恬于势利”；未官时即贫，至于晚年之贫，又每为人所道及。[9]他的官职，做“郎”官，“与王莽、刘歆并”列；到哀帝初年，他“又与董贤同官”。但在汉成帝、哀帝、平帝间，王莽、董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而扬雄“三世不徙官”。但他对各类官职，却是最熟悉的，因他有诸《州箴》及二十五《官箴》。
　　扬雄所作之箴及其流传，《后汉书·胡广传》载：
　　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胡）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文部四·箴》引崔瑗《叙箴》曰：
　　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10]
　　有关扬雄所作诸箴的数目及其流传亡阙情况，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五十四《扬雄四》按语，对其作了如下梳理：
　　谨案《后汉·胡广传》……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
　　所谓《州箴》《官箴》，后来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称其为“《卿尹》《州牧》二十五篇”，[11]后人直以《州牧箴》《卿尹箴》称之，这样更准确。因为所谓《州箴》如《冀州箴》《青州箴》等，实际就是《冀州牧箴》《青州牧箴》；所谓《官箴》，是为公卿等官尹而作，汉三公如司空，诸卿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故相应的也就有《司空箴》《太常箴》《光禄勋箴》《卫尉箴》《太仆箴》《廷尉箴》等，另有属于太常、少府的太乐令、太官令也单独立《箴》，而《尚书箴》《侍中箴》等则以职务要重为箴。[12]
　　扬雄作诸箴的意图，本传云：扬雄“以为……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而《虞箴》本是周代虞人为戒周王田猎而作的箴谏之辞。《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这是借用夷羿故事，以警示周王。夏帝夷羿不顾国家忧患，贪恋捕杀禽兽，破坏人畜之和，不能恢宏夏朝大业。崔瑗《叙箴》说，扬雄也是同样的用意，即“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他评价扬雄“斯乃体国之宗也”，即匡救君失、扶正君德，这是体念国家的大制作、大事业。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这是兼文体、义旨两面而言。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主张箴、诗一体论，云：“诗与箴一实也。故自《虞箴》既显，扬雄、崔骃、胡广为《官箴》，气体文旨，皆弗能与《虞箴》异。盖箴规诲刺者其义，诗为之名。后世特以箴为一种，与诗抗衡，此以小为大也。”箴规、诲刺的文旨，是官箴的义旨所在。他主张不必强为分离。自然，“规匡救”也好，“箴规诲刺”也罢，主题是“君德之所宜”，也就是说，虽然百官各自作箴，而“箴规”的却是“王阙”。包括《廷尉箴》等，实际是“箴规”帝王，这是最终的或唯一的指向。东汉胡广《百官箴叙》曰：“箴谏之兴，所由尚矣。圣君求之于下，忠臣纳之于上”，[13]着眼于双方的共同需要；但臣下创作以“诲刺”的愿望更为明显。在扬雄而言，他写四赋“以风”“以劝”，与写诸箴“箴规诲刺”，用意是一样的。宋王应麟撰《玉海》卷二百四《辞学指南·箴》引吕祖谦语云：
　　东莱先生曰：“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各以其官所掌，而为箴辞。如《司隶校尉箴》，当说司隶箴人君振纪纲，非谓使司隶振纪纲也；如《廷尉箴》，当说人君谨刑罚，非谓廷尉谨刑罚也。”
　　也即箴规君主，而非箴规官员。这符合扬雄作《廷尉箴》的原意，也符合东汉崔瑗后来作《司隶校尉箴》的初衷。
　　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箴是用于治防疾病的石针。箴以针作比，谓其针砭过失、防止后患之功效。刘勰认为，箴与铭相比，二者的相同处，是警示、戒勉：“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其不同之处是：“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即箴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故文辞依靠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和赞颂的作用，故文体以弘大温润为贵。但“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即箴和铭的写作，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实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刘勰最后总结说：“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强调箴主要是轨范道理，警戒的语言，贞正的勉励，是其根本；其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其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扬雄诸箴，其文辞风格虽非“文约”，但“平易”“语质”，则屡被后人提及。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古文辞类纂》云：“子云文尚奇诡，而《赵充国颂》及此文（按指《十二州箴》）独平易，盖箴、颂之体宜尔也。”语言“平易”是其州箴的突出特色。近人林纾撰《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四云：“扬雄学古至深，为《九州牧箴》，语质义精，声响高骞，未易学步。”又概括了扬氏州箴的语言质朴、文义精湛两个特征，以致于其高超不凡，他人难以效法。
　　当然，讲《廷尉箴》，可能还得关注扬雄与刑狱、罪法的关系。曾经有一个案件牵涉到他，他也因此差点殒命。《汉书·扬雄传》载：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子寻、（刘）歆子棻复献之。莽诛（甄）丰父子，投（刘）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王莽靠手下人制造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而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当上皇帝后，再无需天意了，于是严厉治罪一些献符命者。因献者刘歆的儿子刘棻，曾向扬雄请教过，扬受牵连。好在王莽晓得扬雄向来不参与此类事，遂下诏不治其罪。
　　不知扬雄《廷尉箴》作于此事之先，还是之后。毕竟他有过一次与狱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想来会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感受。
二、《廷尉箴》的主旨
　　今存扬雄《廷尉箴》，有唐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唐徐坚辑《初学记》、宋章樵注《古文苑》、清严可均辑《全汉文》等4种文本。[14]诸书所录，文字多寡不同。欧阳询84字，徐坚134字，章樵141字，严可均142字。明显地，《艺文类聚》系删繁就简，删削近半，辑录的只能是其核心句子；《初学记》、《古文苑》二书，大体保持了原文样态；《全汉文》标注《廷尉箴》辑自“《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古文苑》”，虽无独立版本价值，但其综合上述三书，有总成之功，故也一并参考。
　　为便于分析，现据上述4书所录《廷尉箴》，并合整理如下（其间文字差异，以右上角标注1、2、3、4，分别代表欧阳询、徐坚、章樵、严可均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