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彦新
郑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法可依”的法制基本要求之一的实现，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成型。就这一“宣布”的法治现实意义而言：自此以后“立法时代”大体结束，进人“守法与执法时代”。
就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包括社会管理事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成型，法律体系形成的社会，便凸显了司法权在解决法律问题与法律纷争的枢纽地位。国家权力经由对司法权的确立与司法权的技术装置，进而实现司法权的双重目的，即保证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司法主权”的实现，又确保司法权的“具体问题之解决”与“就事论事”的功能取向目的实现，也就是说司法（法院）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决方式，从而维持法律稳定规范性行为预期的功能，又分享着人民所赋予“法院”的“司法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