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蠹役诈赃”例是以顺治时确立的“衙役犯赃”例为基础创立。“衙役犯赃”例实为明至清“在官人役”轻刑改重之例。清代“蠹役诈赃”例涉赃无枉法，却以枉法加重论罪，皆源自清代“衙役犯赃”与“在官人役”例对衙役枉法之比照。“蠹役诈赃”例着重规制街役恐吓索诈的行为和逼诈之恶劣后果，与受赃律目的“官吏受财”条在律学法理上并不同属，更宜归入贼盗“恐吓取财”条下重订罚则。不论从律学法理还是司法实践中看，“衙役犯赃”例都未依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所言照“蠹役诈赃”例定拟。“蠹役诈赃”例除立法重刑外，在司法中亦有重判倾向。从律学渊源、律目门属、例文流变和司法实践综合看来，“蠹役诈赃”例是清代律学对枉法的误解与衙役重刑的错位。
关键词：衙役犯赃；在官人役；蠹役诈赃；枉法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常将贪赃枉法陷害良民的胥吏差役贬义地称为“奸胥蠹役”或“衙蠹”。衙门差役利用职务贪赃“作弊玩法”“需索百端”，〔1〕以致官员治理地方时一再强调“安民之道，除蠹为先；而衙蠹之凶，差役为甚”。〔2〕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对“蠹役诈赃”例评价为：“赃罪之最重者，无过枉法，此则较枉法更重矣”。〔3〕衙役诈赃，为何比官吏枉法刑罚还重？仅因他们是衙役？清代国家法对衙役犯“诈赃”罪的规制比枉法更重的原因何在？
　　清代衙役涉赃之罪主要规定于三条例文中，分别是“衙役犯赃”例、“在官人役”例和“蠹役诈赃”例。
　　在薛允升先生著《读例存疑》的相关论述中，三例似有相互取代之意。如“衙役犯赃，自系指上条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之例”，〔4〕意指衙役犯赃与在官人役为一例。又言：“蠹役诈赃之例，较枉法加至数等，衙役犯赃，俱系照蠹役例定拟”。〔5〕即“蠹役诈赃”已取代“衙役犯赃”例论罪，“从前只有衙役犯赃例，后添蠹役诈赃一条，则衙役犯赃之例，即属赘文”。〔6〕据依以上论述，清末此三例似已合为“蠹役诈赃”一例，且此例刑罚最重。
　　从衙役到蠹役，从犯赃到诈赃，乾隆年间《大清律例》“官吏受财”律文下，仍存“在官人役”犯赃和“蠹役诈赃”两条例文，同治年间《大清律例》中“蠹役诈赃”仍与“在官人役”例并行。两例虽存，薛氏互替之言在司法中是否存在？蠹役例为“赃罪之最重”一言又如何解释？从律学渊源上看，“蠹役诈赃”例、“衙役犯赃”例和“在官人役”例都比照枉法条订例。兹对“蠹役诈赃”“在官人役”与“衙役犯赃”三例溯流穷源，厘清各例之内涵与适用之同异关联，以阐明“蠹役诈赃”例的重刑真相。〔7〕
　　从律学视角，本文分三个层面考证：第一，从律学渊源上看，清代“蠹役诈赃”例的渊源是“衙役犯赃”例和“在官人役”例。“衙役犯赃”例虽来自明代“在官人役”例，但顺治年间定“衙役犯赃”例时已确定其重刑内涵，因清代对枉法律条“取财卖法”的论罪条件有所误解，蠹役诈赃订例之前已适用衙役犯赃的枉法加重条款。第二，从律学法理与律文流变上看，“蠹役诈赃”虽有涉赃，实为索诈，乃“恐吓取财”律之延伸，与赃罪无涉。其律目归属之谬误导致刑罚之重。第三，从司法适用上看，“蠹役诈赃”例之索诈行为与无赃之后果重刑，无赃即可判罚，司法中更用“知法守法”重判。蠹役例未取代“衙役犯赃”例拟罪。蠹役例刑罚之重，实为清代律学对明代“在官人役”之枉法论罪条件、“衙役犯赃”的重刑、诈赃之律目归属和衙役治贪之多层误解的结果，是清代立法司法不断加重这些误解导致的重刑错位。
二、枉法内涵之谬——“蠹役诈赃”例重刑之律学渊源
　　“蠹役诈赃”例在清康熙年间的《刑部现行则例》〔8〕（下文简称《则例》）中确立，之前的衙役诈赃案件则比照“衙役犯赃”例论罪。〔9〕从律学渊源上看，“衙役犯赃”例于顺治年间订立，实为清代“在官人役”刑罚改重之例。清代“在官人役”例沿自明代，却比明“在官人役”例放宽入罪条件。因此，“衙役犯赃”例是清“在官人役”放宽入罪又改重刑罚之双重加重，为“蠹役诈赃”例重刑之源。
　　明代“在官人役”例，确立了官役犯赃比照无禄官吏枉法论罪。其律学渊源之本，即“官吏受财”条：“凡官吏因事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关于此条内的“枉法”解释，明清律一致：“谓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10〕即枉法通常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官吏身份；第二，受财；第三，曲法。
　　明代“在官人役”例的确立，有一驳论过程，正是对在官人役的身份和行为是否可比照官吏枉法的律学阐释。
　　（一）蠹役诈赃的枉法渊源——明代“在官人役”例
　　明代“在官人役”例，出自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刑部尚书胡世宁等题奏：“四川清吏司案呈：问得犯人陈升，招充思城坊总甲，受财卖放犯人事发，本司问拟受财枉法，无禄人一百二十两律绞，送大理寺审录三次驳回。”〔11〕
　　1.官役身份与守法职责
　　明代嘉靖此案，陈升身为总甲，抓捕罪犯，受财后私放嫌犯，其行为既有受财，又有枉法，但身份是否可比照官吏论罪，当时颇具争议：“大明律内一款，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此似专指官吏而言”，认为他“系非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只科诓诈恐吓之律”。〔12〕
　　嘉靖七年七月，刑部为陈升的身份找到对应罪条：“临时差遣，追捕犯人犯赃者，以应捕人受财论。”〔13〕临时受差遣去抓捕罪犯，可比照应捕人。因平时没有守法职责，虽犯赃枉法，但仅临时差遣，就区别于有责之在官人役。
　　大理寺反驳刑部奏议，“各项受财，当问枉法之人，皆非专指官吏也……今京城内外，佥设总甲，专责守捕地方盗贼人命等事，正系应捕之人，有守法之责者也”，〔14〕认为总甲的身份为应捕之人，平时已有守法职责，并非临时派遣，不当以应捕人受财论，而应比照枉法。
　　“总甲是明代社会的重要职役之一”，〔15〕陈升所任的城坊总甲在地方治安体系中负责“巡徼火盗”“催办追摄”等职责。因此，陈升守捕地方盗贼确系平时职责。嘉靖年间，总甲虽已为“正役”，〔16〕但仍是雇役，即官府出钱雇佣而参与到赋役体系中，非正式官吏。总甲得财卖放，为何能够比照官吏枉法？大理寺言：“在京法司及在外司府等衙门，自来几遇皂吏、里长、总甲等项”，虽非官府正式吏员，但“役于官，责之守法”，职责比照官吏，因此受财卖放亦比照官吏适用罚则，“作无禄人，依官吏受财条内计赃科断”。此案后题明：“今后诸色人等凡有役于官，应该守法，而得财卖法不守者，照前仍问枉法，计赃科罪。”〔17〕嘉靖陈升案，对明律“受财”律条的官吏身份作了扩充，使包括皂吏、里长、总甲等虽非官府正式编制内的雇役，皆须遵守官吏贪赃枉法的律例约束，比照无禄官吏论罪。这正是清代传承明代律例而增设衙役犯赃例、蠹役诈赃例等例文时对衙役涉赃比照“枉法”论罪之滥觞。
　　2.受财、卖放的论罪条件
　　大理寺再三驳回陈升一案，除各部对官吏身份之异议外，还对陈升的犯赃行为进行细致甄别，到底是主动“求索”还是被动接受；或是只有受赃，还是受赃的同时还有枉法，如“不系差遣，虽曾受财，不曾卖放出脱者，以求索论”。〔18〕
　　《嘉靖新例》中提到的“求索”〔19〕与枉法之别，都察院有如下论奏：
　　如赵甲、钱乙同当总甲，赵甲守一铺，钱乙守二铺，赵甲地方有盗，二人各得银一两，卖放不举。则赵甲当坐枉法，钱乙当坐求索，虽同为在官之人，以枉法在赵甲而不在钱乙。又如孙丙、李丁同充老人，孙丙一图，李丁二图，一图有诈丧官员，置酒请二人，各送银一两，枉法保送，则孙丙当坐以枉法，而李丁当坐以求索。虽同为在官之人，以枉法在孙丙而不在李丁也。〔20〕
　　虽同是在官之正役，都有守法职责，受财与卖放的职责对应范围不同，定罪亦不同。如受财而非职能管辖，则并非卖法，钱乙与李丁应定为“求索”；既得财又在职能范围内卖放，赵甲与孙丙则属“枉法”。卖放等曲法行为要与其守法职责范围对应，这是明代“在官人役”例确立的“枉法”论罪条件。
　　明嘉靖陈升案，确立“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比照枉法，有以下论罪内涵：第一，总甲等官府所雇正役身份；第二，得财计赃；第三，职责内的卖放等行为；第四，守法职责与卖放行为的范围相对应。
　　（二）清代改变的枉法卖放条件
　　清代“在官人役”例，由顺治律沿袭《大明律》附《问刑条例》，即上述陈升案确立之例文：
　　“凡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律无正条者，果于法有枉纵，俱以枉法计赃科罪。若尸亲、邻证等项，不系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各依本等律条科断，不在枉法之律。”〔21〕此例文自明嘉靖七年至清顺治律，及康雍乾年间各次修律，均未改一字。
　　1.清代衙役的“在官人役”身份
　　清代沿袭明代“在官人役”例，“在官人役”是否包括衙役？查清代官府衙门中有各色正式和非正式差役，但均为雇役。衙役一般指衙门中由官吏雇佣获取少量俸禄的各色正式差役，“其府州县额设抵候、禁子、弓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皂隶、门卒、库子诸役，皆按额召募。额外滥充者谓之白役，……又定州县铺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22〕衙役有额设限制，超出限额的非正式官役，称为“白役”。查清代律例及案件记载中，对书吏、蠹役、长随等皆分别条例论罪，〔23〕如瞿同祖在论述清代地方衙门中各色吏役时，对书吏、差役、长随和幕友等分列篇章。〔24〕《清代会典事例》内言：“衙役和地方总甲、保正、乡约、甲长、墟长、社长等一切在官人役”，即在官人役包括衙役，如“各处司府州县卫所等衙门”内的“主文、书算、快手、皂隶、总甲、门禁、库子人等”〔25〕各色额设正式差役。
　　衙役虽属雇役，确属清代“在官人役”。如康熙十二年题准定例：“保人、歇家与衙役不同，其犯事治罪，照不在官人役受有事人财律条科断。”〔26〕依此文理解，保人、歇家照不在官人役，又与衙役不同，则衙役犯赃应照“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财”科断，意即衙役适用清代“在官人役”例的规制范围。
　　2.清代“在官人役”例的枉法论罪
　　明“在官人役”例扩大枉法适用的身份范围，而例文有“果于法有枉纵”一句，与明代沿用唐律“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27〕的枉法条内涵一致。因其枉法内涵，此例入于清律“受赃”门“官吏受财”条下。
　　清代沿用明代“在官人役”例，表面虽一字不改，但内涵已不同。薛允升引用律学家沈之奇的观点，认为：“在官人役，是应守法者，即取财，则必卖法矣。故以枉法论”，“不系在官人役，是不执法者，虽取财而不能卖法……止科诓骗恐吓之法。”其说虽区分在官人役与非在官人役的不同职责，却认为“在官之人应该守法，而得钱卖法，皆以枉法科罪”。〔28〕质言之，清代律学家认为，有守法职责之官役，取财即构成枉法，混淆了自唐以来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两罪的区别。
　　明代大理寺对陈升案之奏议和《嘉靖新例》原文为：“在官人役，应该守法，而得财卖放者，依枉法论。”〔29〕清代在“得财”与“卖法”中加一“则”字，就把曲法枉纵的卖放行为减去，认为在官人役不必枉曲卖法，受财就是枉法，更不必区分是否为对应职责内的卖法枉纵。
　　其实，清代其他律条内，有类似明代守法职责的正确区分，而清代律学家却并未用来理解“在官人役例”。如“监临官凭借势要恐吓人财，若系无罪之人，则事属求索，无法可枉，故从轻准枉法论；若恐吓有罪之人，则系受赃驰法，其情较重，故从重以枉法论。”〔30〕此言区分受恐吓的犯罪对象身份，而有求索与受赃枉法两罪的区别，与明代对陈升区分受财枉法还是求索的论罪一致。但沈之奇和薛允升等清代律学家只看到“在官人役”例中官役作为守法执法之人的身份范围扩大，却误解了明代“在官人役”例的枉法论罪内涵。
　　关于枉法是否应适用所有官役，早有明代律学家应槚在《大明律释义》中对“不枉法”注解曰：“虽受有事人财而判断不为曲法，则又似专为官吏之治狱者言也……律或以枉法、以不枉法论，或准枉法、不准枉法论，则此之为官吏治狱言也，明矣。”凡服役于官者，并不都以枉法论罪。律之本意只针对治狱官定枉法。“问刑者于凡服役于官而于法有所纵舍者，率摘无禄人减等一句拟罪，盖避比依奏请之烦，以从一时之权。而若谓律之本意如此，则非也。”其他职责的官役不能直接以枉法论罪，若非要以此条论，“计赃亦论事之枉否，枉者以枉法论，不枉者以不枉法论也。”〔31〕
　　明代律学家王樵和王肯堂亦言：“官吏枉法条，该括不尽，故又有以枉法、准枉法之条，以别其罪，若凡受财但于法有违者，便谓之枉法，则人人皆可以为官吏枉法条科断，而以枉法、准枉法诸条似不必设矣。”〔32〕嘉靖七年兵部对陈升案的奏议亦曾言：“受财枉法律文，重在官吏。不在官之人及在官人役受财，而于法不曾枉曲者，辄同官吏一概问拟枉法，则失之滥。”〔33〕
　　清代对此例文的理解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正印证了明代兵部对枉法罪滥用的论断。《刑部比照加减成案》载嘉庆二十年一案：“长芦盐政奏：沧州壮役吴棠催办兵车，多收车价京钱五十八千。始因车辆尚无回期，迨后车辆已回，既奉本官示谕，并不遵照给还钱文，意图侵蚀，酿成控案。如仅照‘多收车价二十九两枉法赃’……无禄人减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未免轻纵。应毋庸减等，仍拟杖七十、徒一年半。”〔34〕此案中的沧州壮役，是沧州长芦盐矿所属、类似民兵之使役，通常称这类使役为“民壮”，系属官府正役。壮役吴棠多收车价五十八千，折合银约五十八两，〔35〕按乾隆五年改律，不枉法“一主者，亦折半科罪”，通算折半合一十九两。但此案官员以不枉法折半后，又以枉法计赃，二十九两以无禄人枉法论罪，定为杖六十、徒一年。吴棠只侵占车价，并无曲法处断，却以枉法论罪，与沈之奇、薛允升所言之“受财即枉法”一致。清代衙役受财枉法被判以枉法正罪的案件自应存在，但吴棠此案说明，即便差役犯赃并未枉法，仍因其官役的守法执法身份，以枉法罪名计赃论罪。枉法之误解至深。
　　（三）清代“蠹役诈赃”例的枉法定例
　　“蠹役诈赃”例确立之前所参照的“衙役犯赃”例，是蠹役诈赃例确立刑罚轻重的直接渊源。
　　1.“衙役犯赃”例的加重论罪
　　“顺治十二年，定衙役犯赃律。”〔36〕
　　顺治十二年十月，顺治帝谕刑部，因衙役犯赃刑罚过轻，贪官为逃避罪责，便把计赃数额推脱给无禄衙役，“嗣后内外问刑衙门，审究蠹役，计赃定拟，不许援引无禄轻条。凡情罪重大者、分别绞斩。其余俱著流徙。”〔37〕因此衙役犯赃不再援引“在官人役”无禄减等之条，而改判流徙重刑。《大清会典事例》有具体刑等：“衙役犯赃一百二十两以上，分别绞斩；一两以上，俱流徙；一两以下，责四十板，革役”。〔38〕此例的确立缘由，言明清代已把官吏贪腐作为一个连锁的链条，不只惩罚某一官员或某一胥吏衙役，因某一地方或衙门的官吏与所雇吏役皆参与贪腐，沆瀣一气，乃群体贪贿。此前的明代“在官人役”例与官吏受财条，已将禁止贪腐的律例链条连接起来，而清代在沿用明代律例之后，专增衙役犯赃例之重刑，概因衙役与官吏的连锁贪腐，已为常害。
　　从表1看，“衙役犯赃”例虽源自“在官人役”例，但已脱离“在官人役”的广义犯罪者范围，独设衙役之重刑。在非死刑的刑罚区间内，一两至一百二十两以下，皆比有禄官吏枉法刑重。

　　顺治十七年九月，凤阳巡抚林起龙曾奏言衙役犯赃刑罚过重，难以推行。十八年，顺治帝回复刑部对林起龙覆奏，“著遵前谕行”，即仍坚持适用重罚。“衙役犯赃”例在康熙年间仍在适用。康熙八年，刑部尚书朱之弼奏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请嗣后因事纳贿，仍拟同罪。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39〕此奏言明，从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八年的十五年间，不只衙役，有禄、无禄所有官役因事纳贿，“通用重典”，即不论是否卖法枉纵，皆按“衙役犯赃”例重罚论罪。官役“逼抑出钱”，即类似后来“蠹役诈赃”例所规制的威逼恐吓等索诈行为，亦适用“衙役犯赃”例的重罚。
　　顺治十三年此例曾改流徙地为“尚阳堡”。〔40〕如康熙十年七月，九江府会审一案中，有六名差役陈尧、罗经魁、桂启泰、王希治、彭焕、邹必升等，“各掯诈木脚银九十三两三钱零，俱合依衙役犯赃一两以上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并妻解部流徙尚阳堡。”〔41〕诈赃银九十三两三钱判流徙，符合一两以上尚阳堡“流徙”的例文规定，又增一两以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之刑。在蠹役例正式定例之前，至少到康熙十年，衙役诈赃案件是照“衙役犯赃”例重刑并加责论罪的。
　　2.“蠹役诈赃”定例后的枉法
　　康熙十八年订“蠹役诈赃”例，与清代“在官人役”例和“衙役犯赃”例一致，比照枉法条款作为论罪标准。《清实录》康熙十八年八月癸酉条载：“衙役诈赃十两以上者，并妻子安插奉天，一百二十两者，照枉法拟绞。”康熙《则例》“刑律”篇“断狱”门之“问官迟延监禁”条载：“其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者，并妻子安插于奉天地方居住。至一百二十两，照枉法拟绞。”〔42〕《则例》中前句为“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速行结，无故迟延”，后接“其衙门蠹役”，表明此例特指问刑衙门或刑狱官之雇役，并非概指所有衙门内差役。这与明代律学家应槚所言仅治狱之官役才可定为枉法罪的限定是一致的。而清代后来此例的发展与演变，显然已脱离明代律学和《则例》对刑狱衙役才定枉法的限定。
　　从上述“蠹役诈赃”例的渊源看，“衙役犯赃”定例后，蠹役诈赃案比照此例重刑论罪；而“蠹役诈赃”例初定例时，从十两至一百二十两，延续“衙役犯赃”例的流徙重刑改为“并妻子安插奉天”；一百二十两以上“照枉法拟绞”，适用无禄人受财不枉法的论罪。而薛氏言，“蠹役诈赃”例之刑罚比官吏枉法还重，则因“蠹役诈赃”例后来仍不断改重，其后之重刑还需从此例流变中探究。
三、律目之谬——“蠹役诈赃”例嬗变中之重刑悖论
　　雍正朝以前，蠹役例常用“衙门蠹役恐吓索诈例”“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例”，〔43〕或更具体指明流徙地的“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例发奉天安插”〔44〕“依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者并妻子安插奉天府地方例”〔45〕等提法。传世史料中，有两类表述略不同的版本，如《古今图书集成》载《大清会典》及《康熙会典》载《大清律例》中为：“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十两以上者，并妻子安插奉天，至一百二十两者，拟绞。”〔46〕而《清朝文献通考》与《清实录》略类似：“衙役诈赃十两以上例，佥妻安插奉天。”（各条比较见下表2）“衙门蠹役”即指衙役。顺治十二年“衙役犯赃”例谕旨提到衙役，也用“蠹役”一词，可见蠹役和衙役在内涵上并无区别。“恐吓索诈”中的索诈简称“诈”，例文叙述中“衙役”接“诈赃”，“衙门蠹役”接“恐吓索诈”，似为惯用。
　　虽无法确定各个传世文献中记述的时间先后或存抄录错漏等，“衙役诈赃”的说法，在康熙十九年之后不再出现，即此例在订例后，用词上刻意与“衙役犯赃”区分，沿用《则例》例文中的“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八字，直到乾隆年间及其后的律学文献与刑案中，才改八字用法为“蠹役诈赃”四字，律后新增例比照“蠹役诈赃例”的条款亦渐多。〔47〕

　　初定例后，清代此例最终为两条例文多次修改合并而成。“一系康熙年间现行例，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三十二年修改。一系乾隆十七年，刑部议覆陕西按察使武忱条奏定例，原载恐吓取财门。四十八年并作一条，人于此门。嘉庆六年修改，咸丰五年改定。”〔48〕
　　以“蠹役诈赃”两条原例规制之行为与后来合并入受赃门的赃罪归属，可以看出其重刑有律目归属赃罪之谬。
　　（一）第一条原例的情节后果刑重与律目之谬
　　1.恐吓索诈的律目之谬
　　此例的犯罪行为规制为诈赃，即具体的恐吓索诈取财行为，与“衙役犯赃”例概括而论的受赃行为不同。如刘衡记载当时差役传唤人证时索诈：“差得票到手，此数日内便赶紧向富民索诈，其诈法倍加凶恶。未入城之先，必吓以锁链。入城之后，必私押之卡房，羁候所之内。实例禁之班房也。班房之看役与差等息息相通……三五日内任意索诈数十千文。不遂其欲则受一切苦恼。迨官讯明释放，差等或仍自私押，或跟至其人之家大肆闹索，必遂其欲乃止。而其家破矣。”〔49〕这一整个送差票传唤案件证人过程中，衙门差役始终以索要或讹诈钱财为目的。
　　索诈是用各种手段要挟钱财，恐吓则是要挟和威胁等行为。而恐吓与索诈看似是两种犯罪行为，但实际上却不可分开论罪。如咸丰元年奉天司有一案，“差役程富贵奉票传人，辄向案内牵连人犯索钱垫还铺帐，因其不允，强逼垫钱一百二十千。”〔50〕奉天府认为，办案差役有强逼索取，而未恐吓索诈，在“蠹役诈赃”例同等赃数上减一等论罪，被刑部驳回。刑部认为，官役本有“可畏之威”，虽并未恐吓却有威逼，把恐吓和索诈合并作为一个犯罪行为。刑部的理解是颇为准确的。官役代表官府，其身份代表的威势已凌驾百姓之上，虽未恐吓，实已要挟。恐吓和索诈是一个连贯的行为，目的皆为取财，不可分开论罪。但刑部言此案“蠹役诈赃不问有无恐吓情事”，即差役恐吓索诈的行为只问是否诈赃，看似与其职责对应，但无职责对应的卖放枉法行为。此说延续了对衙役有守法之责，“受财即枉法”的律学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