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种说法一般人皆耳熟能详，朗朗上口。但或许因为如此，宪法一方面给人神圣崇高的感觉，另一方面却变成大家敬而远之甚至漠不关心的对象。[1]在我国，“我们距离宪法有多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研讨主题，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国家机关宪法责任的追究机制与人民宪法权利的救济机制仍有待完善，宪法虽然具有最高效力，但在法治体系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以至于被大家遗忘。
宪法“休眠”所带来的，是对“依法治国”的各种议论和不同解读。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宪法的“方针规定”，在学理上应怎样解释？尤其是，“依法治国”在20世纪90年代人宪之后，法学界又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2]二者的关系应如何把握？笔者认为，如果从宪法学的角度来阐释“依法治国”的内涵，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共识：依法治国的首要之义就是依宪治国，摇醒宪法这个“睡美人”是落实“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一 依法治国之“国”应作何解？
　　“依法治国”或“依宪治国”的政治意义，在于提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要“依法办事”、“依宪办事”。因而，依法治国之“国”极易被解读为国家事务或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及社会组织，与“依法行政”十分接近。然而，宪法所规范的是国家权力的基本架构与权限划分，从中很难找到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及职权行使的具体规则。如果对依法治国之“国”做那样的理解，“依宪治国”就很难在逻辑上成立，宪法“休眠”反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宪法》第5条的文脉来看，“实行依法治国”之目标，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或“法治国”（Rechtsstaat）作为公法上的重要概念，最初源自德国，[3]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在我国，也有“法治政府”、“法治行政”的说法。不论是“法治国家”，还是“法治政府”、“法治行政”，其指向的都是国家权力。因此，在宪法学上，“依法治国”所谓的“国”是指国家权力，而非国家事务。
　　与法治相对应的概念，是人治。实际上，绝对的法治和绝对的人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法治离不开人来制定、解释和应用法律规则，人治也离不开法律规则来贯彻人（权力者）的意志。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法更重要，有时会觉得人更重要。其实，二者哪个重要，要看法律规则是怎样制定、解释和运用的。[4]如果掌握国家权力之人对法律规则的制定、解释和运用合乎正义原则，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就觉得法更重要，认为这是一个法治政府。反之，如果法律规则朝令夕改、量身定做、随意解释，我们就会觉得人更重要，即使法律规则再多，也不过是徒具法治外衣的人治。因此，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掌握国家权力之人是怎样制定、解释和运用法律规则的。如果国家权力被滥用，法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不是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法治的秩序也就无从确立。不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法治的成功经验不是治民，而是治官，由此奠定了全社会的是非观念和守法意识。可见，国家权力服从法治，法治才能取信于民，人民才会选择守法。
二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之“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即良法（法治之法）与守法（法治之治）。[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现阶段，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法治之法），但在“有法必依”（法治之治）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有待强化。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落实“依宪治国”，让“纸上的宪法”变成“行动中的宪法”。
　　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采取了全国人大以及一府两院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体现了宪法学和政治学关于国家权力的基本原理。因此，在学理上，依法治国之“治”指的是监督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6]这其实正是对“依法治国”方针的具体阐述，也指明了法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