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语境：“我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
　　二、制宪：“在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
　　三、释宪：“意图不可能取代已确立的解释规则”
　　四、尾声：“各州之间的共同体……必得永续”
摘要　美国建国者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麦迪逊也因其在制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后世奉为“宪法之父”。以美国宪法的历史进程为语境审视麦迪逊的个人奋斗，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身份可以从两重意义上理解。第一重即通说所讲，他同费城会议的战友们共同起草了这部宪法，是这部宪法的总设计师。第二重则是在这部宪法生效后，他又以宪法之父的权威监护这部新宪法，引导并规训成文宪法在国家政治中的适用。以这个“历史中的麦迪逊”为方法理解美国宪制，可以发现，美国宪法并非在某个神奇时刻毕其功于一役的。以成文宪法作为政治根本法秩序的形成，是一个需要在政治中摸着“宪法”过河的长期过程。麦迪逊的意义，在于他是1787年宪法的设计师；在于他是成文宪法理念的发明者；在于他的制宪和释宪奠定了我们据以理解宪法的认识论基础。
关键词　麦迪逊　成文宪法　制宪　宪法解释　原旨主义
　　我们身处一片荒野，没有一个脚印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
　　——詹姆斯·麦迪逊，1789年〔1〕
　　一个新世界，需要一种新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1835年〔2〕
　　一部宪法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制宪者的个人奋斗，还要看历史的行程。写在羊皮卷上的宪法条款无论包含多少慎思和明辨，仅凭一纸空文是无法延续千秋万代的。伟大的制宪者心存敬畏，他们所能确知的唯有自己并非全知全能，历史的进程中潜伏着太多无法预见的偶然和强力。
　　若可以穿越回费城宪法会议结束时，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在一众代表志得意满，款步走出独立厅时，一位青年人显得特别扎眼。只见他若有所思，收拾着多日来整理的会议记录，他把辩论实录记在了一张张两次对折、分成四页的大纸上，走出会场时仍步履沉重。多年之后，他获得“宪法之父”的称号，而在费城当年，这位名叫詹姆斯·麦迪逊的弗吉尼亚人只有36岁。
　　美国史的权威学者曾这样论及“宪法之父”在政治文化中的意义，麦迪逊是“最伟大的现代立法者”，北美诸邦在1787年宪法会议上实现了合众为一的建国伟业，当建国先贤步入费城独立厅时，美国历史也就迈入了“麦迪逊时刻”。〔3〕但他在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又为何忧愁呢？新宪法墨迹未干，十天前，他提笔给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杰斐逊写信，介绍了新宪制蓝图的轮廓，麦迪逊却看不到希望：“即便获得采纳，这个方案既无法有效回应全国性的目标，也不可能防范地方性的祸端……”〔4〕由此可见，宪法会议所给定的“方案”，并不等于麦迪逊初心所画的蓝图。由此细节开讲麦迪逊和美国宪法的故事，首先是要让研究者警戒，一部美国宪法两个半世纪，其旋律并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路走来沟壑、困顿和曲折随处可见。我们做研究，“抽象”虽无可避免，但每做新论，还是要重新回到历史的和政治的语境，勘探某些在抽象过程中被拉直压平的褶皱，通过“陌生化”实现某种“重新发现”。
一、语境：“我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
　　从麦迪逊出发理解美国宪法，首先是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共识。罗伯特·达尔在提出多元民主模型时，就给美国政体加上麦迪逊的冠名，在初版于1956年的名著《民主理论的前言》中，他精读《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召唤着“麦迪逊式的民主”〔5〕；若干年后，戈登·伍德虽然呼吁“重新发掘历史中的麦迪逊”，但他所代表的建国者史学者仍同意达尔们的选题方向：“根据许多政治理论家，理解麦迪逊，就是理解美国政治。”〔6〕2017年，新一代的法学家菲尔德曼出版大部头的麦迪逊专论，开篇就点明了麦迪逊研究的意义：“如果说美国宪法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物理学，那么麦迪逊就是它的牛顿或爱因斯坦。”〔7〕以上所引，不过是在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之间蜻蜓点水，这只是为了确证一个也许不证自明的问题：要形成一幅关于美国宪法的完整拼图，就必须找到安放麦迪逊的版块。
　　在英文世界，麦迪逊是专业学者和通俗作家用之不竭的资源。之所以要写麦迪逊，是因为他是宪法之父。这一特殊历史地位，一方面构成麦迪逊作为宪法史选题的意义，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导致他在宪法史上“不可说”的根源所在。问题就在这里，构成我们认知之前提的，是麦迪逊设计了美国宪法，而在制宪之后，他又不断返回这部法典，增补它、阐释它、解释它。简言之，围绕着这部被叫做“宪法”的政治文件，麦迪逊始终在创制，在实践中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但他在投身这些宪法行动时，手头上可没有什么普遍的宪法理论或者先进的宪法模式做指导，麦迪逊知道他们制定了这部宪法，但“宪法”到底是什么，在现实政治中要如何用，又有什么用，他们说不上来，最多只能摸着“宪法”过河。说到底，他们只是给这一份建国文件起了个宪法的名字。
　　也正因此，在宪法搭建的政治舞台上，麦迪逊一定享有后来者不再可能的自由，因为他不仅设计出宪法，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摸索着宪法解释的方法论，也在释宪斗争中奠定了如何理解宪法的认识论。由于麦迪逊同美国宪法秩序是如此浑然天成地交织在一起，他的一言和一行，既是立宪，也是释宪，甚至是通过释宪而立宪。那些原本在宪法学教科书中好不容易辨析清楚的概念，到了麦迪逊这一章就要被悬置起来。准确地说，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做辨析，因为只有在麦迪逊之后，如何讨论宪法这样的认识论问题才有意义。这样发掘出的“历史中的麦迪逊”，使原本井然有序的理论体系到此处就被折叠起来，不光是现成的概念、学说和理论，甚至我们思考宪法的方法和模式到了立宪时刻都是无效的。要忠实于这个“历史中的麦迪逊”，宪法学者就会失去自己的语言，“入境”后却成为说不出话的异乡人。简言之，麦迪逊在宪法史中之所以绕不开，是因为他是这部成文宪法的立法者，他还是今日宪法学之认识论的“立法者”。
　　故此，本文努力的方向也就是选题所设定的极限之所在。在发掘“历史中的麦迪逊”时，观其行并听其言，由这些散落在历史进程中的言行片段组合麦迪逊心中的宪法世界。首先要理解政治家惯于以言行事，而非毫无头脑地强求言行一致，在此意义上，麦迪逊是如何表达、论证以及想象他自己的，构成了最真实也最有信息量的材料。从学理上理解麦迪逊，关键是收集麦迪逊的宪法“自白”，那些在他宪法世界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要找的麦迪逊宪法。
　　既然把握麦迪逊的关键在贯通，那么此前关于麦迪逊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也就一览无余了。回溯“历史中的麦迪逊”，这位有为青年一直活到1836年，自1787年开始，前方还有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往后余生。也就是说，费城会议一朝分娩，麦迪逊没有撒手不管，这部写在羊皮卷上的宪法如何应对波谲云诡的建国初政治，宪法之父仍监护着它，走过半个世纪之久。今天即便号称要由麦迪逊出发来理解美国宪法，这起初的半个世纪也被粗暴地折叠起来，似乎所有的教义都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一言以蔽之了。但写作此篇时，麦迪逊还不到37岁，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么一篇文献中就学习了麦迪逊伟大光辉的一生呢。“贯通”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极难。
　　就本文的写作而言，美国宪法史上最大的一个“偶然”，可以说是麦迪逊活到了1836年，他在那一年的6月28日辞世，按后来者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确定的“纪年法”，再有一周，麦迪逊就能见到《独立宣言》暨美国建国的六十周年庆。麦迪逊生于1751年，一生谨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无论如何，85岁的高寿在当时只能说是死生有命的偶然，是不期而至的漫长人生。1772年冬，在一封写给昔日同学的信中，麦迪逊这样写道：“过往数月，我总得到某种自觉的暗示，不要期盼着健康或长寿的人生。”〔8〕自1828年起，他就是费城会议唯一活在世上的代表。在任何一部麦迪逊传记中，作者几乎无一例外会引用他年逾八十后的一封信：“在活过了如此众多的我的同代人之后，我不应忘记，我可能被认为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9〕要理解这一“偶然”在美国宪法史中的意义，我们只要做一反事实推理的设定：若是麦迪逊在费城会议结束后即暴病身亡，或者林肯竟活到85岁——那将是1894年，在那个平行宇宙内，美国宪法的历史进程一定会有大不同。好的宪法理论，应基于整全的宪法史观，但宪法史观却不能简单屏蔽掉各种“bug”，而应认真对待“偶然”，视其所以并观其所由。
　　美国革命在1776年爆发，麦迪逊的人生因之改变，政治赋予他的人生以意义和方向，开启了以政治为业六十年的漫长一生；如果以1787年立宪为新征程的起点，那么麦迪逊也陪伴这部由他创制的立国文献长达半世纪；即便是从他两任总统届满而回乡务农的1817年起算，麦迪逊还有接近20年退而不休的晚年。1827年，在麦迪逊进入退休的第二个十年后，他在信中竟然发出如此感慨：“真相就是，自卸任以来，我竟然发现自己的时间是如何不由我支配，为当年所少有。”〔10〕法国人托克维尔访美是在1831年，让这位旧世界来客印象尤其深刻的，就是政治冲突往往化为法律问题而得到息事宁人，按照这个判断，麦迪逊的晚年会有多忙，就可想而知了。鉴于此，就应意识到，麦迪逊在退休后的某些“私人”信件，如他在1820年前后就马歇尔法院而回复斯宾塞·荣恩，1830年就国会内陆基建权写给国务卿马丁·范布伦的答复，甚至是写于去世前一年的《致我的祖国》，在宪法史上的分量都未必亚于《联邦党人文集》中的麦迪逊篇章。反过来说，只读《联邦党人文集》，就以为取得麦迪逊之真经，那才是只猜中了开头，却压根没搞清楚结局在何处。〔11〕精彩的通常都留在后头：宪法学者惯于将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奉为美国宪政的历史起点，但我们是否要一路向前，看到马歇尔法院在1819年做出美国银行案的判决后，麦迪逊就宪法解释方法而同首席大法官进行了激烈却不失礼貌的探讨；杰斐逊去世后，麦迪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1830年前后为杰斐逊代言，挫败了年轻一代抬杰斐逊为南方独立之父的阴谋。在此意义上，麦迪逊的人生塑造着美国宪法如今所绽放出的种种性格。
　　通俗历史作家大卫·斯图尔特曾写作《1787年之夏》，讲述费城会议制宪者在近四个月闭门会议上的喜怒哀乐，之后不久他又出版《麦迪逊的天才》，在行文至“告别”这最后一章时，作者这么写道：“麦迪逊的去世；标志着美国诞生的完结。”〔12〕这句话很短，却意味深长。之所以耐人寻味，在于它压缩了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在这个短句子里交错在一起。现在，麦迪逊离开了我们，随他一起远去的，是一段已成既往的美国诞生的历史阶段。继之而起的则是新的历史时代，未来就在前方。本文也力求这么做，要充分调动谋篇布局的能动所在，用“穿越”的方式来压缩时间，不再对麦迪逊进行分期断代，以此重新发掘并呈现那个空有宪法之父的名号但却消失于宪法史中的“麦迪逊”。
二、制宪：“在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
　　“在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In framing a government which is to be administrated by men over men）”，语出麦迪逊执笔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13〕在这句话之前，麦迪逊究天人之际，提出遍数整部文集立意最深远的问题：“而政府，若不是对于人性之最深刻反思，又能是什么呢？”——“若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再是必需的。而若是由天使来统治众人，则对政府的种种控制，无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再必需。”这样的文句至今读来仍光彩夺目，故此后世学者在解读时往往盯住“人管理人”，由此自然过渡到第51篇的主旨“分权制衡”。这样的解读当然没错，只是就本文的目标而论，它太正确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要从这种普遍人性论的思考往下沉，如伍德所言，“无论他有再多的创造和原创，我们也必须时刻牢记，麦迪逊既不是在讲给我们听，也不是说给古往今来……他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14〕理解这句话，就要意识到《联邦党人文集》是政治文宣，旨在动员民众起来支持新宪法，故而不仅是言论，还是政治行动。麦迪逊所言的“构建……政府”，构成了整部文集以及麦迪逊世界的核心诉求。我们是“制宪者（framers）”，我们通过这部宪法所做的，是要“构建政府”。这种创制进行时的心态，渗透在整部文集的字里行间，体现制宪者们以言行事的精神气质。
　　由此可解析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为我们所熟悉，也即麦迪逊同他的费城兄弟们制定了美国宪法，这部宪法在现实中有其对应的实物，它书写在羊皮卷上，看得见也摸得着。第二个身份却隐藏在宪法史的材料中，他们不仅起草了这么一部宪法，还以自己的举动在人类历史上发明了成文宪法，由此是对一种新政治科学的身体力行。关于这一身份的背景，宪法学教科书往往一笔带过。发明成文宪法，也就是说麦迪逊们首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将政治生活所要依据的根本规范，凝聚在一部事先写成的成文法典里，以之组成新政府，构建新的政治秩序。作为首创者，他们只是这么做了，因为这么做为政治所必需，但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又能怎么走，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制定者注定没有宪法的使用说明书可参考。换言之，《宪法》这本书在现实政治中到底怎么打开，怎么读，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在制宪者那里是高度可塑的。在《宪法》之前，又谈何宪法学呢？一切只能视乎政治生活所需以及所必需，在政治生活中摸着“宪法”往前走，如麦迪逊在首届国会的同事詹姆斯·杰克逊所言，“我们的宪法，如同初次下水的一艘航船，正停泊在码头；她将如何去回应舵手，还未可知。”〔15〕而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第二重身份，所指的就是在宪法于1787年诞生之后，他还“养育”这部宪法直至1836年。麦迪逊的另一位国会同事约翰·维宁也曾说过：“有些时候，宪法如同敏感的盆栽，哪怕是最温柔的触碰，叶片也会回缩；还有些时候，宪法如同挺拔的橡树，雷打不动”〔16〕，简言之，宪法之初如同幼儿，需要父亲的陪伴同照顾，麦迪逊长达半个世纪对这部宪法的监护，不仅规训一部成文法典的性格，也在护宪的政治过程中，使学者所追求的方法论及其认知系统缓慢出现。
　　在考察宪法之父的第一重身份时，我们抓大放小，既然这部宪法意在“构建政府”，那么问题就是它所创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费城会议乃是妇孺皆知的“奇迹”。〔17〕费城会议来自各邦的代表共55名，坚持到9月闭幕的有42位，其中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是39位，会议全程对外保密。之所以得名“宪法之父”，是因为构成会议辩论之基础的是麦迪逊经深思熟虑后拿出的“弗吉尼亚方案”。所谓“麦迪逊时刻”，就是说费城会议一开幕，代表们就走进了由麦迪逊及其宪制蓝图所设定的议程——这场制宪会议并不是全然开放的。在1786年初，他就博览由杰斐逊从大西洋彼岸寄来的两大箱书，整理出“关于古代和现代邦联的笔记”。对于麦迪逊在此阶段为宪法会议所作的智识预备，菲尔德曼教授如此评价：“麦迪逊并没有发明比较宪法研究……但就所知存在过的所有邦联，系统地去发现让它们运转起来的关键要素，麦迪逊的这份文件可说是前无古人的。”〔18〕由此足见，麦迪逊的宪制探索存在于一个悠长的“跨大西洋”智识谱系内。〔19〕
　　但问题是，麦迪逊只能设定开始的基调，却无力决定辩论的结果。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个忧伤的年轻人，最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自己的方案并没有被全盘接受。原本按麦迪逊所设，各邦在新的国家政治中应当按人口来分配代表权，结果就在大妥协中给抹掉了。费城会议结束一个月后，在一封落款于10月24日的长信中〔20〕，麦迪逊向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杰斐逊道出了他心底深处的恐惧：宪法草案有一个致命的缺失，就是未赋予新国会对各州立法的否决权。用麦迪逊写在信中的话来说，“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对各邦的制约是必需的，目的有二，第一，为了防止对整体权威之侵犯；第二，为了去除各邦立法中的不稳定和不公正。”国会之否决权，事关宪制之全局，麦迪逊紧接着将它上升为“由整体而对部分的制约”，并断言若没有这种制约，“我们的系统就包含着国中之国的罪恶（imperia in imperio）”。〔21〕
　　在宪法史中的麦迪逊是什么样子的？根据《联邦党人文集》，浮现在眼前的麦迪逊一定是一位建国长者，但他却是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不曾显现的悲观青年。他之所以对“国会否决”有如此深沉的爱，根源于他对各邦立法乱象的发自内心的恐惧，故此，国会否决权，也即经由代表全体的新国会去节制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各州，就成为麦迪逊的心头执念。费城会议开幕前，麦迪逊从纽约写信给华盛顿，商讨“制宪”大业并陈述他所志于的“某种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信中就曾说过，“在所有可能之情形中，对各邦之立法法案的某种否决，在我看来，乃是绝对必需的”。〔22〕对国会否决权爱之越深，说到底还是因为麦迪逊对其意欲制约之对象的怕，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能参考他为费城会议准备的另一份文件《联盟政体之诸罪》。〔23〕这里没有必要逐一重述麦迪逊编号列出的罪状12条，但其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他所诊断的各邦立法四宗罪，分别为“繁多”“易变”“不公”和“无能”。〔24〕如此连贯起来，国会否决权在麦迪逊的蓝图中原本是枢纽之所在，却被关在宪法大门外，那么新宪法所创制的政府就没有摆脱邦联的致命伤。读麦迪逊10月的那封信，他说的很清楚，在任何社会，即便“最高权”说不上必要，但“至少，一种控制权是必需的”，如此才能避免局部对整体的侵犯。〔25〕
　　应当指出，上文所引麦迪逊的信件、笔记和论文，在各种版本的麦迪逊选集中都有收录。按照美国本土的史学标准，这些材料并无新意可言，不过是最起码的“传世文献”。但就本文写作而言，自觉以中国学者的立场来研究美国宪法，在宪法学视野内纳入这些此前被认为同司法无涉的政治文献，某种意义上如同发掘。以建国者之间的私人通信为例，既然是私人的，就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它们是秘密的，世人轻易不可知。但它们出自历史创造者的手笔，也可以想见终有一日会作为建国档案公诸于世。〔26〕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麦迪逊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很可能会在私人信件内留下某些一时不可对人言的思考。试想，麦迪逊致杰斐逊的长信落款于10月24日，而他后来收入《联邦党人文集》作第10篇的文章最初刊于纽约报纸，是在11月23日。两篇文章写于同时，却诉诸不同读者，一私一公，私文件吐露出的爱与怕，就会折射出老材料的新意义。将《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带回这个此前被隐藏起来的语境中，我们就能对该篇为什么主打“大国共和”有更贯通也更透彻的理解：大国之意，也即麦迪逊所讲的“扩展疆域”，就在于广土众民的社会可以实现派系间的均势，小社会里三五成群，就能将私利写入立法，但大国派系林立，要结成多数派就并非易事，这就是麦迪逊所言的以共和之方式去救治共和之病症。〔27〕这样公私兼顾地理解麦迪逊，那让他统一起来的就是目睹各邦立法怪现状后的宪制反思，他对各邦立法暴政责之越深，就对国会否决爱之越切。它为制约地方派系立法所必需，这种由整体对局部的制约，构成了麦迪逊宪制蓝图的关键环节。
　　故此，若把美国宪法之制定概括为在原则与妥协之间，就意味着麦迪逊未能将他头脑中的蓝图完全变现。去世前两年，麦迪逊在信中交待，宪法是“许多脑袋以及许多双手的作品”〔28〕，由此导致了一个我们后来者回望历史时难以觉察的宪制难题，一种创始者且当事人才能体验出的悖论。当他们以一部成文法典的形式勾勒政府骨架后，他们却不知道这个经由集体妥协而成的创制究竟为何物——他们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创造的不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政治词汇中，制宪者找不到对应的概念来表达新政府。这种“说不出来”的体验，恰恰在麦迪逊的笔下表现得最清楚。我们读《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在这篇思考如何落实即将展开之“政府蓝图”的文章中，麦迪逊在最后以“所以说（therefore）”给出了一整段的结论：
　　所提议的这部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一部国家宪法，也不是一部联邦宪法，而是两者的组合。就立宪根基而言，它是联邦的，而不是国家的；就政府常规权力的根源而言，它部分是联邦，部分是国家的；就常规权力的运转而言，它是国家的，不是联邦的；就权力的延伸程度而言，它又回到联邦，而不是国家性的。最后，就增补修正案的权力模式而言，它既不全是联邦性的，也不全是国家性的。〔29〕
　　确实难为了宪法之父，即便到文末必须下结论时，麦迪逊还是不知道如何“简言之”。我们在这里无法进入麦迪逊此篇结论的实体，只要抽出文字的表述：“既不是……也不是”；“是……而不是”；“部分是……部分是”；“既不全是……也不是全是”，我们反而能轻易下个结论，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