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并非刑法理论上公认的“阻却事由”，而是专指国家官员实施了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但基于国家宏大制度和宏观政策背景，在实践中得以减免其法律责任的情形，其基本逻辑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陕西“强制引产”事件即为典型事例。世界各国虽然由严格禁止堕胎到逐渐允许有法定限制的堕胎，但不得任意处置胎儿乃是人性的底线，“胎儿值得法律保护”是最基本的共识。人的概念必须受制于“尊重个体生命”的道义命令，不应听命于不确定性的法律目的，从而使某些人失去法律规则的保护。灵活而多义的目的论解释会潜移默化地化解或者架空法律。一旦将某种目的深深地刻上“国家”或“高尚”二字，宣称“好的目的可以使坏的手段正当化”、“政府为了善的目的就可以违法”，目的便具备了无限的干预力，任何个人的牺牲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牺牲，就会轻而易举并且在所难免。必须给这种干预力以极大的限制，否则它会伤及自身。
　　【关键词】国家官员；超法规；免责事由
　　“强制引产”事件曝光后，陕西省计生委迅速派员实地调查并发出紧急通知，郑重重申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6月26日，安康市政府依据《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事件作出处理：副县长记大过，县计生局局长、镇党委副书记撤职，镇人大主席党内警告，县医院院长记大过，其他涉事人员也分别受到党内警告、记大过处分。[1]这样的处理结果基本上是“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的思路在作祟。

　　一、何为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

刑法理论中有“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与“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概念。前者是指纵使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且不符合刑法上明文规定之违法性阻却事由，但若符合整体法秩序，亦可否定违法性之情事；后者是指虽有违法行为，但因另外具备刑法没有预定之特别事态而减轻或免除其刑罚。[2]根据这些定义，“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具体内容，因各国（地区）刑法的具体规定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台湾地区“刑法”第21条、第22条分别规定“依法令行为”与“业务上正当行为”不罚，而大陆《刑法》则仅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比之台湾地区，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就要宽泛一些。除依法令行为和正当业务行为外，“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还包括被害人同意、推定承诺、自救行为、自损行为、义务冲突，等等；[3]“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则包括期待可能性、不可抗拒的强制、上级的违法命令、安乐死，等等。

　　而所谓“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不同于刑法理论上基本公认的上述各类“阻却事由”，[4]而是专指国家官员实施了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但基于国家宏大制度和宏观政策背景，在实践中得以减免其法律责任的情形。其基本逻辑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具体而言，就是以正当目的为不法手段正名，或者以宏大蓝图抹杀具体权利。这种“免责事由”的特征是：（1）行为人主要是国家官员或经其授权的人，也包括未经授权但日常听命甚至临时召集的为国家官员做事的人；（2）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甚至已经构成犯罪，且行为手段恶劣以至残忍；（3）行为皆有宏大制度背景或宏观政策根据，但无具体法律授权或者法律依据；（4）对行为人的处理结果，无一例外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大行其道，与当前刑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对目的解释论的极度推崇不无关系。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刑法是国家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制定的，刑法的每个条文尤其是规定具体犯罪与法定刑的分则性条文（本条）的产生，都源于一个具体目的。刑法学的最高使命，便是探究刑法目的。[5]如果刑法学可以算作一种技艺，那么，“每一种技艺要达到的目的是明确的，而手段的价值是由技艺的目的来决定的。比如说，怎么判定农耕中所使用的肥料的价值，人们永远也不会因它引起了过路人的不适来判定”。[6]这种以有用为善好的价值观，似乎已经得到普遍确认。卡多佐也认可“目的是内在的生活和被掩盖的灵魂”的说法。[7]乃至于在刑法学界已经有极少数学者直接将“为了正当目的的相当的手段”视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8]这种说法已经为“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可能堂而皇之地植入刑法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基板或支架。

　　其实，“法有目的的想法有些难以解释，而且根据假定的法的目的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危险的”。[9]尼采相信“人类至今还没有目的”，[10]我们不应粗暴地斥责他狂妄自大，而是应当认真对待他的警示。实际上，人类确实从未就共同的生活目的达成一致，否则这个世界不会如此动荡不安、乱象丛生。而金里卡也认为，近代人不再从目的论的角度去思考政治问题，因为近代人不再敢预设一个明确、客观、完美的目的状态。今天，人类事实上已经没有理智资源，去主张一套完美的目的状态；人类在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也已经无可挽回。[11]

　　不过，即便承认目的及其意义，我们对目的的追求也应当有所节制，“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12]的法学诠释方法也应当及时得到反省。理论上可以继续争辩，但实践中以高尚目的来纵容卑劣手段的事件一再发生。从老师强迫大学生吃扔到垃圾桶里的馒头，到警察向拒绝查扣电动车者喷辣椒水，等等，典型事例就是不久前发生的“强制引产”事件。

　　二、涉嫌犯罪未受刑事追究背后撑腰的是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

　　“被计生部门强制引产，成了一些公民心中永远的痛。如此践踏公民权利、违背法治精神的做法，竟然能在大力推进道德文明建设的今天一再上演，实在是社会之耻。”这是网上转发最多的跟帖之一，它触及了此类事件的共同背景：平时有头有脸的官员，竟然组织一群人明目张胆地残害生灵；而医院、医生也肯助纣为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公家人，干的是合乎国家目的的公事。“目的”的大旗越举越高，就越有必要从理论上肃清唯目的论的流毒，及时补偏救弊。

　　2001年，9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