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将民族界定为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目的组织起来的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认为民族主义具有机械性、自利性、斗争性和毒性四个特征,是一种现代化的歧途,并对此展开批判,期待基于道义论而非功利主义去重建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在印度近现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泰戈尔的思想在改良与激进、选择与强制、和谐与斗争、团结与统合这四对选项中,分别站在了改良、选择、和谐与团结一边,摒弃了激进、强制、斗争与统合,形成了一种自愿共同体式的政治愿景,在生前身后引发诸多争论.泰戈尔虽未直接参与宪法起草,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为印度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南,他的宪法观吸取了甘地、尼赫鲁及安培德卡尔宪法观的优点并弥补缺失,提供了避免掉入民族主义陷阱的警告.同时,泰戈尔生前努力批判功利主义思想,对以此为方针进行国家建构的政治活动深表担忧,这与西方"二战"后宪法思想的发展不谋而合.幸运的是,印度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章集中体现了这种道义论主张,成为这部宪法的"压舱石".泰戈尔的思想仿佛是"无形的宪法",通过他的作品进入世界各国宪法文化,成为对抗民族主义、化解国家间冲突、促成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的宝贵资源,使人类在和平与团结的愿景中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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