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f the Scope of Juvenile Criminal Liability in China
　　【英文摘要】The scope of juvenile criminal liability in China for already full 14 but dissatisfied 16 years old，exist the limit theory，criminal charges to say and extend to talk about，the criminal acts say of opposition，but limit theory and criminal acts to say should be promoted；current penal code concerning the scope of juvenile criminal liability already full 14 but dissatisfied 16 pertaining rationality with be unsuited to reasonableness keep both；to perfect the scope of juvenile criminal liability，the guarantee of the juvenile special rights should be stressed．
　　【英文关键词】juvenile；criminal liability；lawmaking suggestion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6年1月23日施行，该解释整体上贯彻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但笔者发现，该解释第5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应当依照刑法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2]从而大大扩展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形成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指出，“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立法者、社会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本文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进行研讨，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说争端及评价：限制论和罪名说之提倡

　　学界及实务界就我国刑法典第17条2款的争端，由来已久。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询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后者以法工委{2002}12号作出148答复，指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而不是具体罪名。但该答复就如何确定罪名，并未涉及。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就此作出回应，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确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及至本文开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最新司法解释，又作出了不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应当依照刑法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显然，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也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上述司法机关的一系列努力，其初衷在于平息学界就该问题的争端。然而，事与愿违，司法机关的努力非但没有平息学界的争论，反而引发了就此问题的更大争议。就刑法第17条2款的争端，主要是限制论、罪名说与扩张论、罪行说的对立[3]：

　　限制论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仅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限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这八种故意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突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限定，也不应超出此八种犯罪的限制追究刑事责任。{1}其理论根据在于：1．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2．限制论符合保障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宗旨；3．限制论、罪名说较之扩张论、罪行说更具合理性。

　　而扩张论者主张，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非只对刑法第17条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承担责任。除了八种犯罪外，还应对决水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汽车罪，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限于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强迫卖淫罪（限于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承担刑事责任。{2}其立论根据主要有：1．该主张充分考虑了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以及公众视野下的司法乃实现公平正义之活动的法感觉；2．上述结论是根据刑法理论及结合立法精神得出的；3．刑法第17条2款立法本身并未明确罪名；4．没有故意重伤或重伤致人死亡的罪名；5．立法规范的只能是犯罪行为。

　　笔者以为，限制论和罪名说更具合理性，也符合立法的初衷，是可取的，也是本文通篇所欲极力鼓吹的对象。而扩张论和罪名说提供的上述理由并不具备说服力，其观点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如下：首先，限制论和罪名说符合保障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宗旨。对于扩张论者认为其直接回应了司法实务现实所需，充分考虑了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以及公众视野下的司法乃实现公平正义之活动的法感觉的论调，笔者以为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刑法固然有社会保障的机能，但在法治社会建构过程中，刑法人权保障的机能更是亟待提倡的，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3}显然，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是有其深意的。早在百年之前，刑法鼻祖李斯特便提出：刑法更应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尤其应提请扩张论者注意的乃是，这里司法的对象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其优于成年人的特殊人权保障机能更显必要。

　　其次，限制论和罪名说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而扩张论和罪行说有违罪刑法定之嫌。现行刑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属于“列举”式规定，较之旧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