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治道面临从地方法治到天下法治的转型。以秦始皇石刻为中心分析可知，秦法治以治的大一统为目标。其内容首先是治政，一方面隆高皇帝的地位，一方面予以规范以使之去个人化、符号化。其次治官，秦法治推动从让渡型治权向代理型治权的变革，试困以严密的法律规范官僚体系，确保官僚运行统一无私。再次治民，注重以小家庭而非大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作为家制基础的夫妻关系加以改造，除了保留小部分伦理因素外，还推动家庭内部的职责化和法律化。然而继任者未能理解法治对政权的限制，法治之下的治权亦难以充任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媒介，反致秦法速败。从思想渊源看，石刻体现了秦法治将法、儒与黄老等思想熔为一炉的尝试。
关键词：秦代；法治；秦始皇石刻；治道；大一统
　　秦自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来，历经惠文、武王、昭襄积攒国力、蚕食诸侯至始皇帝统一六国。在此过程中，诸侯力征，辩士逞舌。当其时，崇法致治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观点，无论是齐国黄老道家，还是三晋改革者，抑或脱胎于儒者的韩非、李斯等人，都主张法应当成为新的治道。甚至是在儒家内部，有关法的话题亦为学者所重，其典型者如《荀子》《周礼》以及《大戴礼记·盛德》。这些主张或属理论探讨，或仅在局部地区得以实验。嬴政统一以后，用邹衍阴阳五行之说，认为周为火德，秦代周则应为水德，所以“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以此，法治被确立为秦王朝官方遵行的治道。短祚的国运又令后世反思者直指秦法严酷，认为正是严刑峻法动摇了王朝政道根基。
　　秦始皇在巡幸关东后留下七篇石刻文章，它们分别是二十八年《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二十九年《之罘石刻》《东观石刻》、三十二年《碣石石刻》和三十七年《会稽石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除《峄山石刻》外六篇，而《峄山石刻》内容于宋代出现。〔1〕石刻的内容虽为李斯等起草，然亦反映了秦始皇的法思想，展示了秦朝法治样态。结合秦始皇的作为，分析石刻内容能够为我们理解秦法治提供新的思路。秦皇的法治观与孝公时期的法治观有所不同，特别是秦始皇面临着重新整顿天下的任务，法治必须要对政道与治道加以回应，而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法治势必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从石刻所体现的法治内容来看，为确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重视君权与吏治的区分，注重以法治框定君权与吏权。面对基本道德人伦规范，法治应包纳以小家庭为核心的道德准则，由此确立家庭作为天下治理的核心基本单位。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秦始皇创造的政法体系暗含了其政治理想。〔2〕但秦始皇大兴土木，希望穷毕生之力完成新体系的建构，最终不得其果，其继任者放弃秦皇的目标，秦法治最终走向其反面，秦王朝遂被灭亡。本文试图通过秦始皇石刻文章重新理解秦大一统时代法治的内涵，探究法治作为新治道所欲达成的目标及其失败之因由。
一、秦法之目标：治的大一统
　　在李斯的建议下，秦王政奋六世余烈，在短短数十年内一举伐灭关东六国，并在诸侯故地不行封建而尽为郡县。统一并不等同于一统，政治上的统一仅是实现大一统的前提。秦始皇的大一统可从其统一后的作为体现出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庭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这一段文字表明，秦的天下方略首先是削除封建，置立郡县，其用意是解决封建国家竞争带来的战争问题。与此相配合的是去兵，即收集天下兵器并销毁于咸阳，通过这一颇具戏剧性的行动，来传达新的帝国将立志永远消除战争风险这一信息。此外，秦试图打破自西周以来由封建所铸成的藩篱，整合各国互不相通的衡器、文字、交通以及法律。史家这一段记载洞悉秦始皇的大一统精神，在石刻中也反复得以申明，《琅邪石刻》记载：“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东观石刻》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碣石石刻》亦载“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可见，秦皇大一统的秩序是一种强调治理的政治秩序，是治的大一统。它突出最高政治权力对传统政治结构、法律结构、地理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造与治理。
　　达成治的大一统是秦法治的目标。法治在秦国从西陲小国到天下主宰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及至天下一统，奉行法治首先是一项有着路径依赖般的选择。法治作为取天下的手段，其目标是迅速团结民众力量，集中君主权力，增加国家实力，从而在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其次，秦虽完成统一，但缺乏政道说服力。就像《之罘石刻》所言，“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作为战胜者的秦为表明其兼并战争的正义性，给六国安上强暴虐民的罪名，这在当时恐怕缺乏信服力。秦统一不仅缺乏道德支持，还主动放弃天命政治神话的构建。无论是西周还是西汉，史册不乏受命而王的记录，而秦始皇否弃政治神学。在《琅邪石刻》中，他痛斥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秦始皇欲建构一套非德性、祛魅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在他看来，法律变革是建立新天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
　　儒家大一统侧重政的层面，这从黄帝至尧舜乃至思想家孔子孟子那里都能寻到依据。其典型者见《尚书·尧典》首句，“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政的大一统强调以德性为本，以身—家—国—天下为序实现人文化成。《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以“元年春，王正月”作为论述起点，主张只有“正”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此亦即孔子“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的大一统。但秦始皇并不认同传统儒家关于大一统的理论，孟子认为天下将“定于一”，且唯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牟宗三先生认为，在政权与治权合一的情况下，政权之取得靠武力征伐，则该政权便无政道。〔3〕准此可说，秦帝国的建构是通过流血屠戮而来，秦始皇取天下凭借的是武力，相应的政权缺乏政道支持。
　　在商周之际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社会逐渐发展出一套与之相配的“德礼体系”。〔4〕可以说其政道来源于王德，而治道则系于礼治。东周以来，封建政治式微，天子政权为诸侯治权挤压。随着战国兼并加剧，诸侯争权天下的结果造就了政权与治权的高度集中。秦统一六国后，政权治权皆归始皇。《泰山石刻》言“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表达了政、治合于皇帝一身的意涵，由此封建的政、治两分格局被政、治合一模式所替代。政治结构的变化亦使得以往的德礼体系不再适配，法治作为新治道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秦始皇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频发，其根源在于有王侯，废除封建制度就能消除战争动因。统一后设置三十六郡进一步切分了政治单元，并取缔了地方立法权，以此法令统于中央。通过对地方官员权力紧缩，以国法的方式规定职权范围，封建时代建立在个人恩德基础上的政治效忠行为（政治礼仪）在郡县制条件下转变为要求地方官吏严格守法奉公，这一点在晚近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语书》中亦有明证。
　　作为治天下的手段，法治的目标不仅要提供一套安定的政治秩序，还要提供某种可欲的价值向往。换言之，法治并非只是治道，它尚须提供政道说明。在政权、治权合一的模式下，德性政道论虽消退但政权仍应对其道理加以说明。政不再能“垂拱而治”，而须“不懈于治”以实现政的目的。这也就是说，治的大一统并不能脱离政道而独存，法治作为新治道亦应具有对政道论证的力量。对秦法治而言，法治的证立有赖于治理有效性，有效的治理能够消除战争，秦始皇在《碣石石刻》中就认为他的统一行为是为了“一泰平”。显然，秦的太平理想不同于儒家特别是公羊学中的太平，其“三世说”中的太平世最大特点在于德性张扬，人人皆为士君子。作为治的大一统的价值，秦之兴太平意味着实现优良的社会治理，这正是秦皇法治的目标。〔5〕可以认为，秦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同于儒家式太平的终极价值。
二、秦法之内容：治政、治官与治民
　　兴太平是秦法治的价值追求，实行法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治理有效性，稳固治的大一统。细绎石刻之内容，可以进一步将秦法治划分为三个方面：治政，关于政权的宣告与限制；治官，对治权的规训；治民，对民众的规范。
（一）治政：皇帝作始
　　秦始皇东巡是对天子巡守四方的制度实践。巡守是封建时代天子亲临方国、抚恤万民的重要制度，它以“现场办公”的方式展现政权的实在，往往还伴随着赐土封建和征伐不服。其必要性在于，封建国家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往往在几代以后增长，这种离心力在政权的边界处格外突出。从法理上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天子以巡守的方式获取地方治理的信息，从而了解国君的治理成绩。封建制废除以后，让渡型的治权为代理型的治权所替代，此时官僚制要求地方官吏直接对上级负责，可以说此时地方官吏是政权的延长臂，通过对官吏的监督即可以解决政权对治权的掌控。从逻辑上说，巡守制度在封建制废除以后已然失去了制度原意，故《琅邪石刻》“方伯分职，诸治经易”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吕思勉先生还注意到，秦虽号称“废封建，立郡县”，实则郡县并不需要特别设置，其重点在废除封建制度。秦始皇划定三十六郡，每郡皆设守、尉、监，“亦即三监之制”〔6〕。若此，则秦初废封建立郡县并不稳固，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尚不足够。秦始皇为了安抚地方多次巡幸，并刻石以颂秦德，以此展示政权的真实性。
　　石刻也是秦始皇向万民展示君主集权专制的方式，石刻在某种程度上是治的大一统国家的宪制宣言。从内容分析，石刻首先表达了秦政法中的君主的集权专制法律地位。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峄山石刻》）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泰山石刻》）
　　皇帝作始……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琅邪石刻》）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之罘石刻》）
　　皇帝明德，经理宇内。（《东观石刻》）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碣石石刻》）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会稽石刻》）
　　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故自定“皇帝”作为帝号。在二十六年关于帝号的廷议中，秦始皇并未给出他选择“皇帝”的具体理由，而在石刻中专门对此加以阐明以启发黔首尊君之意。其中解释最为清楚的当属《琅邪石刻》：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端，正也。之，是也。皇帝是起点，能矫正纲纪万事万物的法度。更进一步，皇帝亦建立人事行为规范，为父子关系确立准则。此外，人世间诸道理，莫不由皇帝而显明。这与《韩非子·主道》所论相同，“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之罘石刻》所说的“大圣作治，建定法度”，特别强调人事的法度由皇帝厘定，这与《琅邪石刻》前后呼应。通过石刻，秦始皇向黎民百姓讲述了“皇帝”之内涵，从某种程度上看，秦始皇试图向民众展示政权的新理念。〔7〕
　　从这一段对皇帝内涵的界定看，秦皇认为皇帝能够使万事万物的法则归于平正。就人世规则而言，皇帝起着建立规范的作用。很明显，石刻要表达的内容是皇帝与法则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的是，石刻并未明言君权是一切规范的逻辑起点。万物法则由皇帝端平并不意味着后者为万物确立准则，万物是否自有法则仍未可知。这段文字暗示了皇帝作为万物规范的终极校对者，否认了皇权之上的高级法与权威。《周易·乾文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泰象传》亦言“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以左右民。”表达君王对万事万物的辅助作用，似与石刻内容有所相应。然《周易》君王“财成辅相”的作用立基于万事万物各有其理的高级法这一背景之上，换言之，君王亦须依理行事方能辅助万事万物。如此则天地之理构成了皇权的限制性规范，而这一点在秦始皇石刻中并未显示出来。从秦始皇的言行中可知，他既不相信形而上的政治哲学，又不信赖神道设教。他主张君主权威的至上性，虽无法确认形上的真实有效，但在形下层面君主是一切规范的校正者。《琅邪石刻》论及皇帝“圣智仁义”，将圣与智放在仁义之先，强调是皇帝知性的超绝，这与儒家思想有所区别。
　　集权只是石刻中“皇帝”释义的一个方面，“皇帝”另一层意涵指向规范性。秦始皇虽然放弃形上义理与神道设教的政权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包纳一切权力。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秦始皇通过对皇帝概念的阐明，确立了对最高政权的某些限制，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的。七篇石刻中出现“皇帝”都可以代指秦始皇本人，其目的是歌颂他的大功，从这个层面来看，“皇帝”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泰山石刻》首句“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琅邪石刻》中间段落“应时动事，是维皇帝”，以及《会稽石刻》“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可以理解为作为对“皇帝”应然规范性的要求。秦始皇常在石刻之末加上戒语，表达出对后嗣遵循其道的希望，这也构成从政权传承即祖宗之法角度上的限制。秦二世似乎不理解乃父深意：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石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
　　“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