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85/j.cnki.cn11-2922/n.2025.02.008



内容摘要：脑机接口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直接交流控制通道的技术，可以为某些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考虑脑机接口技术是对大脑神经活动的干预和指导，其背后涉及众多行为体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又鉴于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其尚未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所以在使用过程之中也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为此，应分别从技术保障、伦理建设、法律监管等方面着手，努力促进该难题的解决。
关键词：脑机接口；伦理问题；技术保障；伦理建设；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B 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5）02-0075-08
　　2024年1月，埃隆·马斯克旗下公司Neuralink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人体脑机接口（BCI）芯片植入手术。2024年8月，该公司又在第二个人身上植入了脑机接口芯片［1］。脑机接口技术在人体上的投入使用，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英国作家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在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在福特纪元632年的人类社会，彼时，物质极度丰富、科技高度发达，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在这个貌似美好幸福的社会里，也隐藏着越来越多的危机。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渐被技术所控制和操纵，日益变得标准化、同质化、模式化。同样，也让我们联想到科幻电影《阿凡达》中的情节，受伤退役的军人杰克躺在密封舱中，但他仍可以通过意念远程操控其替身并在潘多拉星球上自如地行动。这些曾经只能在科幻小说、电影里出现的虚构情节，在脑机接口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仿佛正在一步步地走进人类现实。
　　“脑机接口”一词，最早由美国科学家雅克·维达尔（Jacques J.Vidal）于1973年首次提出，其是指一种不依赖于正常的外围神经和肌肉组成的输出通路的通讯系统［2］。随着脑机接口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好的方面来看，它可以为某些因肢体残疾而无法行动的人们带来希望，也可以为某些认知障碍、行为障碍性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但由于脑机接口技术是对大脑神经活动的干预和指导，其可以对人的认知行为产生改变，所以也催生出较多伦理问题。亟须对脑机接口技术展开系统而又全面的思考，并对其技术的研发及实践设置必要的伦理界限。
一、脑机接口研究与实践
　　脑机接口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30年代。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贝格尔（Hans Berger）在一名颅骨缺陷病人头皮上首次记录到脑电波［3］。1973年，美国科学家雅克·维达尔（Jacques J.Vidal）率先使用“脑机接口”一词来形容一个可以将脑电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控制信号的系统。1978年，威廉·多贝尔（William Dobelle）在一位男性盲人Jerry的视觉皮层植入了68个电极的阵列，并成功制造了光幻视［4］。1998年，菲利普·肯尼迪（Philip Kennedy）实现了以侵入式脑机接口协助脑中风患者控制电脑光标。2004年，BrainGate成功实现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治疗瘫痪病人。2014年，在巴西世界杯上，截肢残疾者凭借脑机接口和机械外骨骼开出第一球。2016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控制猴子进行“打字”。2022年，埃隆·马斯克表示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云端，并与自己的虚拟版本进行了交谈［5］。2024年1月，美国科技公司Neuralink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2024年8月，该公司又在第二个人身上植入脑机接口芯片，据《自然》报道，植入者恢复良好［1］。综上，脑机接口的发展经历了学术探索、科学论证、应用实验三个阶段。目前，脑机接口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应用实验阶段。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脑机接口可能会在医疗、康复、工业、学习、娱乐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如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帮助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恢复行走、说话等功能；可以用于帮助视听障碍患者感知周围环境；可以用于采矿、基建、石油石化、电网建设等工业领域以提高施工安全性和效率；也可以用于开发新的娱乐方式等。
二、脑机接口引发的伦理问题
　　脑机接口是对大脑神经活动进行干预和指导的技术，在实践应用过程之中可能引发对以下伦理问题的思考。
（一）脑机接口是否重塑了自然人性
　　针对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学人曾表达过强烈的担心，他们认为，随着生物技术对人身心干预的不断加深，对人施加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会给自然人性造成极大的侵犯，人性也将面临重塑的风险。典型代表学者如弗朗西斯·福山等［6］。不过，对于该种说法，也有学人不以为然，认为人具有创造性和可塑性，可以改变自身，创造性、可塑性当然包含改变自己不利的生物属性［7］。那种秉持自然本性不可侵犯者很可能会沦为生物决定论［8］。
　　关于双方的争论，其关键在于对“人性”的理解。而在我们质问“人性”是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仿佛已经作出如下预设：即我们得事先承认人存在一个普遍、共有、不变的人性，但人性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谈论人性者众多，但答案却不尽相同。比如，当今人说起古人的“缠足”时，我们很可能说它是反人性的，但是，在“缠足”盛行的时代里，估计反对这种说辞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在社会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性”的本身含义是什么，仿佛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人性”的规范意义也必须源于对“人性”概念的澄清，对“人性”的理解也应处于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之中。如果将“人性”的“自然”解读简单归因于某种康德式的先验预设，则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脑机接口的使用的确改变了一些我们关于“人性”的理解。在我们的一般观念中，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是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这也本能地构成了自我的基础。但随着脑机接口的出现，让轻易无法改变的意识和行为变成可以经由他人任意干预和指导的对象，这挑战了自我的基础。一旦“自我”的基础被挑战甚至推翻，必然会撼动依附在“自我”之上的家庭、社会观念，最终影响到伦理、社会秩序，而要求人类重建新的社会交往和行为规则，这并不是易事。即使新的伦理、社会规则能够被重建，人类的情感需求也很难寻觅归处。
（二）脑接机口是否违背了人的自主性
　　在理论上，也有学人基于自主性的理由来反对任何非医疗目的的生物技术干预手段，其代表人物如尤尔根·哈贝马斯［9］，他认为，在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干预下，人的内在意义在不断地遭到外界力量的消解，个人独立的生活史不停地受到外界的侵扰，甚至改写，人有可能会被动沦为他人任意控制和改造的产物，这与自主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生物技术的最大危险在于其对人的自主性所造成的侵犯。在强大的生物技术面前，人逐渐“矮化”，萎缩为“工具人”。不过，也有学人质疑过这种先验独白式的论证方式，其认为，人及其生活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变迁，人的自主性内容和边界也处于流变之中，人唯一有意义的只有移动的方向。如果过分地强调避免发展自身的自主性和复杂性，则表达的是对原始、低能、落后的简单“迷恋”［10］，是对人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明显排斥［11］。
　　关于双方的争论，其焦点在于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人与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技术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完善自身，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不过，在技术悲观主义者看来，技术的发展会存在物理上的“奇点”，在“奇点”到来之时，技术会彻底摧毁人的自主性，并最终消灭人类。但就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持肯定或否定态度。不过，脑机接口作为一种新兴的神经科学技术，其技术干预的对象是大脑的神经活动，会对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改变。在该技术目前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便不能保证其不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以上观点，并希望促进技术的良性发展，则我们就必须要恪守维护人的尊严这一技术发展的基本要求。毕竟人终究不是能够被随意控制、改造的产品，人是其自身。
（三）脑机接口是否导致了行动归责难题
　　一般来说，行为是在人的大脑意识支配下而从事的社会活动。在法学世界中，正是由于行为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言行，所以在其实施非法行为后才会将行为的不利结果归因于他（她）。在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时，也会着重考察其行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若行为人的思想、行为受到他人的操纵或支配，并失去了自我辨认和控制能力，则就会重新评价法律行为的效力以及行为责任的最终承担和分配。如在受欺诈、胁迫签订合同后受害人享有合同的撤销权；在遇到不可抗力时当事人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权。与之类似，刑法中也是将缺乏期待可能性作为阻却责任的一种正当事由，在共同犯罪中也设置了“间接正犯”和胁从犯较之主犯从轻、减轻处罚的制度。在使用脑机接口时，考虑该项技术是对大脑神经传导过程的干预和指导，其会对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改变。如果放任该项技术手段不加以限制，则终了就可能出现技术控制、改变个人意识与行为的结果。假如该种情况发生，则法律上对违法行为的“责难”是否还显得正当？道德上对“失德”行为的谴责是否还显得合理？法律上的故意与过失等主观要素该如何去判定？道德上的善良与凶残、诚实与欺诈等又该如何去衡量？脑机接口技术是否已切断了追究行为人法律抑或道德责任的因果关系链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失德”行为的不利后果又应该由谁来承担？是行为人？抑或是站在行为人背后实施技术控制、干预的人？由此出现了行动归责难题。
（四）脑机接口是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自从人类群居组建起社会以来，社会不平等现象便普遍存在。由此，也引起了无数哲人、学人对该现象的关注，无论是古代的孔子、墨子、亚里士多德，还是近现代的卢梭、马克思、罗尔斯，都在不断地追问社会不平等背后的原因，并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而奔波努力。诚然，社会不平等常在且难以根除，但这仍然阻挡不住社会有志和理想人士对该问题进行不断的追问和思考。随着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对人身心干预的不断加深，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在原有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新型的不平等形式：技术上的不平等。其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并非每个人或其背后的家庭都能负担起脑机接口的使用费用，金钱、资源上的分配不均会把众多的人挡在技术的大门之外，带来“技术分层”。其二，对于脑机接口的被试者来说，由于该项技术作用于人的大脑意识，最终会对人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果该项技术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能出现技术操纵和改变个人意识和行为的结果，发展到最后就可能带来“人的分层”及阶层的对立。此外，脑机接口技术对大脑认知活动的干预，让事关个人身份、健康、认知和情感的大脑信息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而这些信息是个人的私密敏感信息，若被泄露或非法侵害，则会给个人的人身、财产利益造成极大的侵犯，更有甚者，还会威胁到社会安全。并且，当医疗、教育、劳动、金融、保险部门把涉及个人身份、健康、认知、情感的私密敏感信息作为个体就医、入学、就业、贷款、投保的筹码来否决患者、受教育者、劳动者、借款人、投保人相应的正当权利时，便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会歧视。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逐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影响和干预人的认知和实践过程，甚至可以实现“改变”或“改造”个体的主观目的。此时，我们迫切需要追问脑机接口的发展是否会被社会中拥有优势资源的一部分人拿来当作工具去打压另一部分处在社会底层弱势地位的人，是否会被心怀叵测之人拿来当作工具去欺负那些善良的人，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加强社会的不平等。
（五）其他
　　脑机接口的应用除了带来以上伦理问题外，还会产生其他伦理问题。如脑机接口可以通过干预大脑神经活动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可能会给批量控制、改造他人打开方便之门。再如，增强型脑机接口的使用是否会制造一大批“人机混合体”“超人类”，技术过度应用于自身是否会引发“特修斯之船”悖论？此外，渴望通过脑机接口实现“数字永生”，是否会对“人皆有死”的生命观造成冲击，这可能触及生命伦理问题等。
三、脑机接口伦理问题背后之原因
　　反思脑机接口技术使用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其背后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主体责任因素
　　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让人类可以在更深层次的知识、理性框架下对大脑神经活动进行干预和指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人类已逐渐掌握操纵和改变个体意识和行为的强大技术能力。而这种操纵和改变个体意识和行为的能力曾经牢牢紧握在自己手中，当我们把这种能力让渡给脑机接口的使用者时，我们该怎样审慎并且负责任地对待自我和他者，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导致出现“自我”定义危机？是否会导致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内在消解？在我们的一般观念中，人在思想和行动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依靠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信念掌握着个人的前进方向，并主宰着个人的命运。但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逐渐挑战了该种观念，让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产生担忧。此时，我们需要追问，那些渴望通过技术手段来控制和干预个体神经活动的行为是合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