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法典》正式确立非法人组织制度，与民诉法“其他组织”制度相比，两者在立法表述上存在差异，由此引发“同质论”与“区分论”之争。实体法上，随着非法人组织制度的确立，“非法人组织”取代“其他组织”。程序法上，出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衔接考虑，有必要引入“非法人组织”表述，以便民事主体、诉讼主体进行合一判断。同时，因其他组织仍有独立存在的程序意义，需要对其原有立法定义进行适当限缩，赋予其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外的组织内涵，以满足“无权利能力组织”诉讼主体需要，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关键词：民事主体；诉讼主体；非法人组织；其他组织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75（2023）06-0126-08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被誉为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1］。在2020年5月28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我国《民法典》正式获得通过。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之一，“非法人组织”必然要解释。其中颇具争议的当属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法典》第四章对非法人组织作了专门规定，然而，《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至今沿用“其他组织”的表述，二者之间关系究竟如何，迄今尚无立法、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为了实现实体法和诉讼法的有序衔接，部分法院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为同一组织，但也有部分法院将二者作为不同主体区分对待，由此导致实务中出现了司法裁判不统一的现象。比如本文第二部分中“非法人组织的程序衔接障碍”所举案例，影响了《民法典》的顺利实施。实际上，这一问题在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颁布时即已存在，该法首次正式确立“非法人组织”制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比之于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二条调整范围[1]，前者明确承认“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在非法人组织制度确立前，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时，“其他组织”的诉讼主体地位已获认可。此次《民法典》颁布并未使用“其他组织”，而以“非法人组织”作为立法表述，给相应立法、司法造成一定困惑：二者仅仅是表述上存在差异，抑或另有规范意义之区别？本文拟从程序法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二、《民法典》中作为第三类民事主体的非法人组织
　　2017年3月15日发布的《民法总则》首次确立了我国的非法人组织制度，《民法典》继续沿用了“非法人组织”的表述及其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二条的规定，非法人组织与自然人、法人处于并列地位，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第三类民事主体”［2］，并以之指称自然人、法人之外的法律组织体。
（一）实体法上“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提出
《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民法规范上并无“非法人组织”的表述。但“其他组织”同样作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却已被多部法律规范所规定。例如，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七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条等，均明确将“其他组织”列为调整对象。鉴于两种不同立法表述同为第三类主体，要厘清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从实体法上第三类主体的产生寻找线索。
　　1.《合同法》中“其他组织”的提出。《合同法》是1999年引入“其他组织”的实体法规范之一。该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关于“其他组织”的概念界定，合同法未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学者们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即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3］。关于“其他组织”的产生，有学者指出，《合同法》中的“其他组织”，是在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规定[2]。后者意识到，其他组织在民事程序法中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而实体法未作规定不能承担民事权利义务，导致程序法主体与实体法主体不尽一致，因此，立法才规定其作为合同主体，实践也证明该规定有一定正确性［4］。申言之，《合同法》中其他组织制度的确立主要是受《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影响而产生。
　　2.《民法总则》中“非法人组织”的提出。《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民法典》编纂“两步走”思路，第一步为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制定的开篇之作，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历经多次反复修改而形成的。关于“非法人组织”制度的确立，时任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说明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大量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各种民事活动。赋予这些组织民事主体地位有利于其开展民事活动，也与其他法律规定相衔接。”［5］由“衔接”一词可以推定，这种组织应该就是所谓的“其他组织”，因为此前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均未规定“非法人组织”，谈不上与其他法律规定“衔接”，要说“衔接”只可能是已为多部法律所规定的“其他组织”。另据参与立法的学者所述：“在立法过程中，学者在私下有一个说法，是说非法人组织其实仍然是其他组织，使用非法人组织这个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其他组织概念的随意性和通俗化，不是法言法语，因而使其更具有法律概念的特点。”［6］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在实体法上，“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应为同一概念，二者仅仅是在立法表述上存在差异。
（二）“第三类民事主体”的表述及内涵争议
　　1.表述争议。非法人组织制度确立之前，第三类民事主体学理上的表述呈现多元化现象。民法学教科书中，有的学者使用的是“非法人团体”，例如梁慧星教授在其所著《民法总论（第四版）》第四章中介绍民事主体时即使用的是“非法人团体”［7］；有的学者使用的是“无权利能力社团”，例如江平教授主编的《民法学》第七章“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和合伙”［8］；也有学者使用“其他组织”，例如韩松教授主编的《民法学》第六章“与民事主体有关的其他组织”［9］；还有学者则使用“非法人组织”，例如吴汉东教授主编的《民法学》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民事主体部分对合伙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介绍［10］。上述表述中，“无权利能力社团”和“非法人团体”分别属于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表述。“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的用法为我国所独有。
　　非法人组织制度确立之后，“非法人组织”成为主流学理表述，但立法表述分歧并未因此而消解。相反，这种表述争议主要集中在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除《民法典》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港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多部法律，也都已修订使用“非法人组织”的立法表述，且都将非法人组织与自然人、法人作并列规定。然而，截至目前，仍有多部法律法规继续使用“其他组织”的立法表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只规定了“其他组织”，并未与《民法典》中“非法人组织”的表述衔接统一。
　　2.内涵争议。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不止立法表述上存在差异。在概念内涵上，民法学界也存在“区分论”和“同一论”的争议。“区分论”强调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是相互独立存在的两个概念。有学者指出，《民法总则》对第三类民事主体冠以“非法人组织”就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其他组织”［11］。作为重要论据之一，有学者提出，法人分支机构不属于非法人组织，但“其他组织”可以包括法人分支机构。另外，该学者还认为，从概念上而言，不同的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概念内涵也并不完全一致［12］。
　　所谓“同一论”，即主张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在实质上属于相同概念。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非法人组织即是其他组织［13］。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二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更具有法律概念的特点，能够避免概念使用的随意性、通俗化［14］。谭启平教授作为“同一论”的有力倡导者认为：一方面，从立法定义来看，“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具有相同的法定含义；另一方面，从立法过程来看，“非法人组织”实质上也是对“其他组织”的立法修改［15］。
　　笔者认为，在民事实体法领域，尽管在《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规范中都曾经使用过“其他组织”的表述，但《民法典》的颁布使得各单行民法规范均已被废止，“非法人组织”有其明确的立法界定，作为唯一正式的立法表述应当予以尊重。同时，这也意味着，“同一论”在民事实体法领域既获立法支持，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争议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告以终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实体法领域之外，“区分论”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在民事程序法上，“其他组织”作为另一不同立法表述，毕竟仍与《民法典》“非法人组织”并行存在。一方面，《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同为基本法律，不仅分别对自然人、法人之外的主体冠以不同名称，而且还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立法界定；另一方面，法人分支机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界定，不光学理上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也有明显分歧。因此，即便实体法领域“非法人组织”已取代“其他组织”，但从与程序法衔接的角度而言，如何协调两种不同的立法表述，依然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三、程序法上“非法人组织”的立法表达
（一）非法人组织的程序衔接障碍
　　在民事诉讼中，以往通常根据其他组织的相关规定判断第三类主体的诉讼主体资格。非法人组织制度确立之后，能否依该制度对民事主体资格与诉讼主体资格进行合一判断，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做法。有部分法院认为，非法人组织（其他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与诉讼主体资格应当分别进行判断。例如，在“清流县灵地镇XX村与三明市XX农林有限公司、福建XX园林苗木有限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审民事案”中，法院以XX村不是经依法登记成立的非法人组织，也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成立，法律上予以认可的其他组织，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遂驳回原告起诉[3]。再如，在“王XX与曲靖市麒麟区非公有经济商住楼建设管理委员会、和XX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审民事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建管会未依法进行登记，不具备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建管会的起诉。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被告建管会未依法登记，也不属于《民法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