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思想蕴含着本土法治资源中人们对自身、伦理、国家和社会的深刻理解,是探寻中华法制文明和凝聚文化自信的根基.在天理国法人情中,情理与国法相统一,是古代法律的核心文化精神.儒道墨法各家说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情理思想,并开创了情理与律法相交融的法制与文化传统.情理思想在古代刑律中集中体现为据情论律,其中,在动态上表现为"小大之狱必以情",即在断案中考虑情理;在静态上表现为"法者缘人情而制",即在刑律的制定和修改中考虑情理.对于当代刑法而言,情理思想在塑造刑法权威、发挥规制机能、减轻制裁的负效应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价值.情理思想对当代刑法的融入应从刑法规范的塑造、运用、传递过程展开,具体路径包括对刑事立法的植入、对刑事司法的辅助、对裁判说理的补强.为避免情理思想的滥用风险,还应当防范其可能存在的损失法治的明确性、僭越法律的主导地位、对责任原则的分解以及向"私情"的异化等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