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lief in Lord Gua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Stories
　　【英文摘要】The belief in Lord Guan has been a common belief for a long time，and the core of it is changing from the worship of the real hero Guan Yu to revere the omnipotent Lord Guan. Stories about Lord Guan made himself presence and had a hand in men’s justice came up in Ming Dynasty, and when Manchu governed Chi-na that power immediately disappeared. We study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culture, and this perspective is helpful to some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elief in Lord Guan and the legal tendenc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英文关键词】belief in Lord Guan; justice; legal culture
　　关羽由人及圣，由圣及帝的神化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最初的英雄人物逐渐演化为儒释道三家共同敬奉之神的现象在宗教史上也比较罕见；而在民间信仰中，关公关二爷从战神逐渐变为门神、武圣人、武财神等身兼数职的“全能神”，其所辖领域从效忠国家的民族大义到普通百姓的家宅安定、科举题名、财利丰足等，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包。

　　古往今来名将贤人辈出，而获此殊荣的似乎只有关羽一人。关羽并非完人，就其性格之缺陷的议论前前后后络绎不绝，但他却被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从汉人到满蒙藏人皆抬举至其他英雄豪杰无法企及的神坛，个中缘由思量起来颇具趣味。从关公显圣司法故事出发，以法律文化角度观之，对于关公崇拜的解读便可另辟蹊径，由此引发的对于法律、民间信仰和统治策略的思考则呈现出一片前人未曾涉足的崭新图景。

　　一、正史和笔记小说的关公及关公显圣司法故事

　　关公崇拜源远流长。关公信仰的传播不是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单向过程，而是官方与民间互动的过程。官方从关羽其人的忠义品格出发，使其为正统文化中“忠君爱国”的思想护驾；但关公作为神灵在民间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其职能范围也日益泛化，很快就超越了官方所强调的“忠义”内涵。

　　（一）官方记载中关公宗教地位的形成与逐步抬升

　　宋代是关公崇拜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时期。唐代关羽只是武成王庙中六十四个从祀名将之一，地位并不突出{1}。从宋代开始，关羽则享受到了皇帝赐庙额封王的礼遇。《宋会要辑稿》载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目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的，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2}。元代统治者接受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为了弥合民族差异对汉族信仰的神灵大多予以接受并赐封，“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3}，各地均兴建关王庙。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关羽被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4}，关羽形象至此完成了由王及帝的演变。清代统治者继续封赐关公，甚至将其溢号由“壮缪”改为“神勇”以示尊崇，并有数位皇帝为关庙撰写碑刻碑文。

　　（二）民间关公形象及其执掌

　　人格神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一类神灵，英雄人物或贤达之士形象随记忆的日渐遥远而变得不那么真实，其丰功伟绩或精神品格则作为记忆的实质得以流传，这便是神化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局动荡，胡族气势日盛，汉族文化暗哑，在萎靡不振的精神风气下，民众渴望尚武之风可以为时事带来一丝激励。在这样的背景下，前代武将的故事便日益广泛地流传开来，甚至由于鼓舞士气之目的的趋势，更加具有演绎的色彩。关羽作为三国名将自然在传颂之列，但在当时的关公故事也仅仅是依托于历史的事实记述，并没有超脱现实的虚幻想象。时至隋唐五代，强势的正统汉文化形成，大一统社会暂时远离征战与忠叛与否的道德抉择，于是关羽在太平盛世逐渐退去了忠主征战的现实形象，反而披上了神明的外衣，其职能除了作为忠义的表率和战神之外也就不能仅仅限于此，儒释道三家始将关羽奉为神明。自关羽形象被神化以后，武圣、武财神、门神……等诸多名号加在他的头上，甚至连漕运、祈雨这等跟关羽生平无关的事情也被神话的关公管辖了。此即后世所经历的关羽神职的泛化。而随着宋元时期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民间文学日益兴盛，各种笔记小说中的关公故事也层出不穷，关羽形象逐渐丰满。

　　（三）笔记小说中关公司法职能的记载

　　由于历代官方注重的是关公忠义职能，将其奉为神灵后尤为关切的是通过他来宣扬一种为国尽忠的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带有宣示意义的符号而存在的官方话语中的关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可以类比于世俗社会的司职任务。与之相对应，民间信仰的形成多半由于百姓的现实需求，因此民间的神明关公其职能虽然宽泛，但此处宽泛仅指其掌管的领域十分广大，单就民间信仰期待关公能真正起到的作用而言，是颇为具体的，这一语境下的各种职能往往通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中的关公显圣传说、故事记录下来。

　　具体到关公的司法职能，则集中体现在以明代《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为主的明代民间文学作品之中。《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为明代穆氏所编，共四卷三十二则，记载的均为关公显圣的传说。在这三十二则传说之中，有十一则是严格意义上扶正惩恶的司法活动。这十一个案例是：元城县书上李侍郎、邢州逆妇殿下化狗、延庆寺显圣诛淫僧、两显圣救沈氏父子、炉下书授浦氏伯仲、澎湖港助丹山擒贼、酒楼显圣捉柯三怨、法云寺斩僧救磐石、沮张相奸谋高阁老、福清县神像斩山魈、虎丘山遣雷击周滔。除前三个案例据书中记载发生于宋元，其余皆为明代案例。

　　此外，其他一些明清笔记小说中也有零散的关公显圣司法的记载。《湖海纪闻》中再次记载了明宣宗宣德年间不孝妇人变为狗的故事；《关帝圣迹图志》中一则为关帝遣周仓斩逆子；《李蓑记事》中记载明世宗嘉靖年间，迫使弑母逆子自首的事例；《神钺记》同样记载了一个关帝显灵使不孝子自首的故事；清代的《新齐谐》中讲述了城隍醉酒误判案件关公监察纠正的案件。此外，还有一些被各种戏曲吟唱百年的故事，如白马告状，等等。

　　二、关公显圣司法故事的法文化解读

　　（一）关公显圣司法的特点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虽然关公显圣管理了人间的司法事务，本其实质确属司法无疑，但与人间的官员司法有着显著的区别，甚至同其他具有同样职能的神灵司法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关公司法无需授权

　　中国古代，世俗皇帝本身大权独揽，可谓最高的司法官，其权力由“天”授予，其他官员的司法权均来自皇帝授予；近世国家理论中，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司法官员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基层法官任何人手中的权力皆不归于其个人所有，而是来自“国家”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授权。幽冥世界其他掌管司法职权的神灵手中的司法权同样有其出处，比如具有代表性的城隍神，其本管上司为阎罗，而其司法权则来自幽冥界最高统治者—玉帝的授权。

　　与上述司法权相比，关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