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国民法历史悠久，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首创和典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从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时代以及19世纪末以来三个历史时期对法国民法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法国；法国民法；法国民法典
中图分类号：D9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2）01-0081-05
　　法国民法是在罗马法和日尔曼习惯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首创和典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民法
　　法国的民事立法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王国时期。公元5世纪编纂的《撒利法典》就包含有某些民事法律规范，如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规范。
　　在法兰西王国初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国北方主要通行日耳曼习惯法，被称为“通行习惯法的地区”（pays de coutume）；法国南方主要通行罗马法，被称为“通行成文法的地区”（pays de droit aeecrit）[1]。日耳曼习惯法大多是司法判例的汇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日耳曼早期农业社会的反映。尽管各地通行着不同的习惯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而南方通行的罗马法，则主要是民事立法。
　　10世纪后，法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2世纪后，法国各地的习惯法开始趋向于统一，出现了习惯法汇编，如《诺曼底大习惯法》等。15世纪时，国王政府决定编纂官方的习惯法汇编，至16世纪上半期完成了《奥尔良习惯汇编》等。这些习惯法汇编均包含有较多的民事立法，它们不仅影响了法国近代的民事立法，还直接影响到了法国的海外属地，如魁北克的民事立法。
　　12世纪罗马法在意大利复兴后，很快波及到法国。当时法国南部曾出现过一部有关查士丁尼法典的综述性著作《法典》，这表明注释法学派对法国有相当的影响[2]。16世纪后，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深入，法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法学派，在罗马法研究上有了不少新的突破。其代表人物的法学论著成为拿破仑法典编纂人员的主要参考资料。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天主教在西北欧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属地。但法国的天主教在国王政府的支持下又很快恢复起来。1598年，法国国王明确宣布天主教仍为法国国教，从而使法国成为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因而教会法也仍然在法国发生重要作用，法国的教会法自成体系，不仅有宪法、刑法等公法方面的内容，还有大量有关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等私法方面的内容。正如法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整个中世纪，应用于特别法庭的教会法，几乎对社会各方面都具有巨大影响。[3]
　　到18世纪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严重地阻碍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18世纪20至70年代，法国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许多资产阶级法制（包括私法）原则，如个人自由原则（家庭成员间的自由、契约自由、贸易自由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主张所有权至高无上，取缔中间组织以及民法的世俗化。[4]
二、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正式提出了制定全国统一民法典的主张。历届革命政权都制定了许多单行法令、决议，在私法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革命者以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为指导，草拟了民事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虽不能完全取代古代的法律，但在很多领域里及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代法关于人、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5]在拿破仑上台以前，法国资产阶级虽多次提出制定民法典，并付诸行动，但最终都失败了。
　　1799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了政变，建立起法国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亲自担任第一执政。拿破仑上台后，颁布了《共和国八年宪法》，确立和巩固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创造了政治条件。1800年8月12日，拿破仑主持成立了民法典起草委员会，任命特龙歇（Tronchet）、普里亚梅诺（Preameneu）、马勒维（Maleville）和波特利（Portalis）4位著名法学家组成起草委员会。这4位法学家分别来自法国南部的成文法区和北部的习惯法区，代表了法国各地的法律观点。起草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于1801年元旦将草案印出，送交各个法院和参政院等讨论、修改、审议，然后陆续分篇章以单行法规的形式颁布。
　　波特利作为法典四位起草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在法典起草会议上曾指出，立法应避免走两个极端：过于简单化和过分复杂化。过于简单化会使对于关切公民最大利益的法律缺乏规定和保障。过分复杂化，企图事无巨细，预见和规定所有事物，则会导致法律的不稳定。事实上，社会的需要千差万别，人们之间的交往各种各样，他们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民事关系如此多样，立法者根本不可能预见到所有事情。如果法律规定得过于详细，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那么法律就需要不断地修正，从而使人们产生对法律的不安全感。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对法律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制定出可以被广泛使用的法律规则，而不要试图去解决随时随地出现的各种各样法律问题。关于立法和执法的关系，波特利指出，当立法清XXX确时，就必须遵守；当立法模糊不清时，就必须对法律的条款作认真仔细的分析。如果法律没有专门的规定，就要对习惯和衡平法加以考虑。他指出立法者和执法者（法官）的职责应有严格的区分，立法者职责是制订出对社会公众有益的法律原则，法官的职责是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根据实际情况发展这些原则，在不违背法的精神的前提之下，合理和富有创造性地使用这些法律原则。[6]
　　拿破仑在法典起草通过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参加了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参政院为讨论民法典草案召开过87次会议，由拿破仑亲自主持的就有35次。由于法典的通过和颁布要经过繁琐的程序，同时议员们在某些问题上有较大争议，因此民法典草案同以往的几个草案一样被否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采取了决定性措施。
　　1802年4月1日，拿破仑颁布法令修改通过程序，使程序简化，民法典在新的程序下，以单行法规的形式于1803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先后获得通过。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法国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由于拿破仑在编纂民法典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807年9月9日民法典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后恢复《法国民法典》名称，1852年又改称为《拿破仑法典》。1870年以后正式称为《法国民法典》，但习惯上仍称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对于自己亲自主持《法国民法典》的编纂十分自豪，当他被流放在外时，他曾说过：“我的真正的光荣不在于打赢了40多场战役，滑铁卢会抹去人们对这些胜利的记忆。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抹去并且将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7]
　　《法国民法典》不但使法国的法律得以统一，而且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改造了法国的法律，使其逐步现代化。法典编纂者们成功地综合了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影响，教会法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君主制度下颁布的立法和拿破仑个人的思想。但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则采用了比较新的法律技术。尤为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取缔了行业组织，但仍认真为商人制定了一项特别法，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民事和商事两部不同法典的公布，以及两种不同类型法庭的建立上看出来。不过，19世纪初期的商法完全是私法，因而当时还不存在国家干预经济管理的问题。[8]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包括总则、3编正文，共36章，2281条。
　　总则是一个简短的序言，只有6条（第1条至第6条），内容是关于法律的公布、效力及其适用。
　　第一编为“人”法，共11章（第7条至第515条）。主要内容包括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身份证书；住所；不在；结婚；离婚；父母子女；收养与非正式监护；亲权的解除；成年、禁治产及裁判上的辅助人等。第一编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人法和家庭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