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暨《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三十周年，为弘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的主旨讲话要求，推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落实，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从近三年生效的涉家暴案件中选择8个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此次发布的案例针对当前涉家暴案件的实际情况，着重展现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证据认定及处置措施等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突出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无论家内家外，施暴就是违法，不因为加上“家庭”两字，就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同时，不仅殴打等身体暴力属于家庭暴力，如牟某虐待案中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如鲁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的自残威胁，均构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

　　二是强调妥善把握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综合判断认定证据，必要时可允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帮助。任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以受害人陈述为中心构建证据链条，在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陈述中具有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予以认定；张某强奸案中，允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跨学科知识，为法庭准确理解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心理与行为提供帮助；许某某故意杀人案中，纠正了“为何不早报案”的苛责性追问，体现了司法对家暴受害人处境的人文关怀和专业判断。

　　三是聚焦被侵害家庭成员中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切实践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李某诉庞某抚养纠纷案再次重申了暴力管教应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纪某诉苏某抚养纠纷案中，司法机关考虑家庭暴力行为易使未成年子女对家庭暴力形成错误认知，并可能诱发心理创伤或心理模仿，支持变更抚养权，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许某诉郑某离婚案中，肯定家务劳动价值，弥补受暴妇女因长期承担家庭义务而牺牲的职业发展机会，给予受暴家庭妇女双重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反暴力机制，坚决打击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本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的发布彰显了人民法院坚决保障妇女和儿童权益的决心，以及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人民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制裁施暴者、修复社会关系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在司法办案中兼顾国法天理人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例1：牟某虐待案——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应以虐待罪论处

　　案例2：张某强奸案——被害人在发生性关系时无明显反抗行为的，应充分考虑家暴情境，准确认定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必要时可听取专业人员意见

　　案例3：许某某故意杀人案——应结合家暴特征，对施暴人行为准确定性并理解受暴人延迟控告的合理性

　　案例4：任某强奸、猥亵儿童案——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具有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案例5：鲁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一站式联动闭环干预机制助力反家暴社会共治

　　案例6：李某诉庞某抚养纠纷案——直接抚养人的暴力管教，应认定为家庭暴力

　　案例7：许某诉郑某离婚案——判决支持家务劳动补偿金及离婚损害赔偿金，保障受暴全职家庭妇女财产权益

　　案例8：纪某诉苏某抚养纠纷案——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牟某与陈某（化名，女）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以及牟某的家中、陈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陈某先后到广东及山东与对方家长见面。

　　2019年1月起，牟某因纠结陈某以往性经历，心生不满，多次追问陈某性经历细节，与陈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并表达过让陈某通过人工流产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割腕自残。同年8月30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吞食药物，医院经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2019年10月9日中午，陈某在牟某家中再次与牟某发生争吵，并遭到牟某的辱骂。当日15时17分许，陈某独自外出，后入住某宾馆，并于17时40分许网购药品，服药自杀，被发现后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陈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牟某虐待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情节恶劣，且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牟某与陈某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某对陈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在陈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虑牟某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综上，对牟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典型意义】

　　1.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家庭成员”。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男女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虐待行为，与发生在社会上、单位同事间、邻里间的辱骂、殴打、欺凌，被害人可以躲避、可以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求助不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不可外扬”而隐忍，身心常常受到更大伤害，甚至轻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牟某与陈某之间已经形成了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2.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牟某与陈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某始终纠结于陈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对其亏欠之处，因而心生不满。2019年1月至9月间，牟某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以致实施割腕自残，最终服用药物自杀。牟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程度。

　　3.实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处于自残、自杀的高风险状态，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应当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陈某在与牟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某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某长期、日积月累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造成陈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牟某作为陈某精神状态极度脆弱的制造者和与陈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对陈某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处于生命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防止陈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某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完全无视，仍然反复指责、辱骂陈某，最终造成陈某不堪忍受，服药自杀身亡，故牟某的虐待行为与陈某自杀身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吴小某（化名，女，时年17岁）来到某市与其母亲、继父张某等人共同生活，吴小某从母亲口中得知并亲眼目睹张某对母亲实施家庭暴力行为。

　　2022年10月5日晚，吴小某的母亲因与张某发生争吵而离家不敢回，其间张某告诉吴小某自己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刑。22时许，两人发生性关系，其间张某用手机录制视频。之后，吴小某发微信向母亲求救，其母报警。张某逃跑未果，在出租房内被公安人员抓获。

　　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涉案性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检察机关申请在未成年人心理方面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涉视频中被害人行为出具分析报告，法院准许该申请并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质证。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吴小某因知晓张某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刑并多次对吴小某母亲实施家暴，基于对张某的惧怕，在被性侵时未予反抗具有合理性，符合家暴情境下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分析报告及其出庭时发表的意见专业性强，说理清晰、合乎逻辑，与在案其他证据无矛盾，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综上，张某以精神控制等手段使吴小某不敢反抗，与吴小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1.审查判断家庭成员代际间性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应充分考虑家庭暴力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实质是控制，施暴者通常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往往无需实施暴力行为就能使对方因恐惧而屈从，达到控制的目的。本案中，被害人吴小某知道母亲长期遭受继父张某家暴且因惧怕再次遭受家暴而离家，以及张某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刑，处于生活依赖与被恐惧控制的双重弱势关系中，其心理和行为模式必然受到家庭暴力环境的影响，不能简单将其没有反抗的行为误认为系自愿的表现，而应当结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2.当案情所涉知识较为专业，应允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跨学科知识。为准确认定本案案件事实，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从生理和性心理等专业角度对案涉手机视频内容进行解读。本案中有专门知识的人系心理创伤治疗督导师，在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治疗方面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其通过出具专业分析报告并当庭接受质证，指出：（1）根据案涉手机视频所记录的情况，被害人的行为都是跟随被告人的指令进行的；（2）人类大脑皮层构造决定了被害人的反应是正常人在该种情况下会有的正常生理反应。上述意见有效帮助法庭穿透行为表象，准确认定行为性质。